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的对外开放程度逐步提高，FDI流入和对外贸易出口都获得了强劲的增长。其中，FDI流入量由1980年的5 700万美元增长到2010年的1 057亿美元，平均增速为28.51%，成为仅次于美国的FDI流入第二大的国家；货物贸易出口额由1980年的181亿美元增长到2010年的15 782.7亿美元，平均增速为16.06%，成为世界上处于第一位的货物贸易出口大国（数据来自UNCTADstat）。借助于FDI和出口的有力推动，我国的经济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截至2010年末，我国的GDP达到39 087.85亿美元（数据来自UNCTADstat 以2005年价格计算），成为排在美国和日本之后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在经济贸易高速增长的同时，我国的环境压力也逐渐加大。目前，我国不仅是第二大石油消费国，同时也是二氧化碳排放最大的国家，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效率低、污染大的煤炭长期以来占70%左右。据EIA统计，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由1980年的14.48亿公吨上升到2009年的77.07亿公吨，平均增幅为5.93%，增长了4.32倍；二氧化碳排放占世界总排放比重由1980的7.86%增长到2009年25.42%，增长了3倍多。目前，我国已经是世界上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见图1）。
　　通过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30年来我国的FDI流入量、货物贸易出口额、GDP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均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彼此之间似乎存在某种关系，本文的目的就是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来检验四者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和Granger因果性。
　　二、文献综述
　　鉴于FDI（文中提到的FDI均指FDI的流入）、出口和碳排放都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热点问题，国内外学者对与三者有关的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FDI、对外贸易和碳排放的因果性研究
　　目前研究FDI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因果性的文献相对较少。Hoffman等（2005）通过用不同类型国家FDI流入和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数据进行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对于高收入国家，两者没有关系；对于中等收入国家，FDI流入显著增加了二氧化碳排放量；对于低收入国家，二氧化碳排放水平会影响FDI流入。牛海霞、胡佳雨（2011）通过对我国28个省市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得出，FDI与我国二氧化碳排放正相关。而一些学者对于中国对外贸易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却得出了相对一致的结论，如Wang和Watson（2007）、Weber等（2008）、You Li和Hewitt（2008）的研究均得出中国的出口促进了中国二氧化碳的排放。另外一些文献多见于将二氧化碳排放作为环境的一个因子来研究FDI、对外贸易对环境的影响，如Cole和Elliott（2003）、Aliyu和Aminu（2005）等。
　　（二）FDI、对外贸易对环境影响的研究
　　目前对于FDI、对外贸易对环境影响的研究主要形成了三种观点：第一，FDI、对外贸易有助于环境改善，如OECD（1999），Antweiler、Copeland和Taylor（2001），Frankel（2002），许士春和何正霞（2007），陈红蕾和陈秋峰（2007）等的研究。第二，FDI、对外贸易恶化了环境，如李慕菡等（2005），应瑞瑶、周立（2006），朱红根等（2008）的研究。第三，FDI、对外贸易和环境污染无关，如Aldaba等（2002），Busse（2004），彭艳君和张志辉（2005）等的研究。
　　（三）FDI和出口的关系研究
　　到目前为止，关于FDI和出口的关系研究没有形成一致的结论，两者之间的关系可能是正的，也可能是负的。如Gray（1998）通过研究指出，FDI的目的不同，两者之间的关系就会有所不同，如果FDI的流入是为了寻求市场，两者之间的关系为负；如果FDI的流入是为了提高效率，两者之间的关系为正。我国的学者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如陈立敏（2010）的研究指出FDI和出口的关系取决于投资阶段、投资产业、投资国别、投资动机、投资时效以及产品种类等多种因素。
　　通过上述的文献可以看出，对于FDI、对外贸易对环境影响的相关文献较多，但单独将碳排放作为环境因素来研究FDI、对外贸易、GDP和环境之间的相关文献却并不多见。另外，多数文献都是选择两个变量来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同时将FDI、出口、GDP和环境四个变量纳入一个模型来研究四者之间的因果性的研究也不多见。因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选择碳排放作为环境的因素，用VEC模型，选取中国1980—2009年的数据，检验了四个序列的协整关系和相互之间的Granger因果性。
　　三、模型构建和数据说明
　　（一）模型构建
　　构建碳排放的模型如下：
　　C=A0EαFβYγ （1）
　　其中C为二氧化碳排放总量；E、F和Y分别为货物贸易出口额、FDI流入量和GDP；A0为影响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其他因素；α、β、γ分别为E、F和Y的参数。对（1）式两边同时除以Y，经移项整理后（1）式的函数可以写做：
　　C/Y=A0（E/Y）α（F/Y）βYα+β+γ-1（2）
　　（2）式的含义是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C/Y由货物贸易出口额占GDP的比E/Y、FDI流入量占GDP的比F/Y、GDP和其他因素A0共同决定。对（2）式两端同时取自然对数并导入时间下标t，模型可以转化为：第二种意义的长期总效应是指特定自变量如何通过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对因变量产生综合的影响，检验方法是将特定自变量的各期滞后项与ECMt-1一起进行Wald联合显著检验。表6也同时列出了将每个特定自变量与ECMt-1一起进行Wald联合显著检验的结果。但Wald联合显著检验的结果只能够用于判断特定自变量对因变量是否具有长期总效应，却无法辨别效应的正负和大小。因此，需要在误差修正模型的基础上建立广义脉冲响应函数做进一步的检验以考察长期总效应的符号与大小。如果长期总效应在0.01水平上通过Wald联合显著检验，就在“收敛值”一栏列出其长期收敛状况。通过对表6中的检验结果分析得知：
　　第一，单位GDP碳排放、货物贸易出口和GDP都是 FDI流入的长期Granger原因，但单位GDP碳排放的长期总效应为正，货物贸易出口和GDP的长期总效应为负。因此，虽然从短期来看，单位GDP碳排放不是FDI流入的Granger原因，但从长期来看，单位GDP碳排放却是FDI流入的Granger原因，并且显著为正，说明我国吸收的FDI中高污染、高排放的行业较多，符合“污染者避难所”假说。此外，无论从长期还是短期，货物贸易出口都对FDI流入具有显著的替代作用。与此同时，虽然短期和长期GDP均是FDI流入的Granger原因，但效应的符合却发生了逆转。短期内，随着GDP的增长，我国的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对国外的FDI吸引力增大，FDI流入增加。但从长期来看，随着我国GDP的不断增长，我国的财富积累会不断增加、技术水平会日益提高，反而会减少对国外FDI的依赖。(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