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为了寻找到清晰检验美国政策对碳排量和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认为从1980～2007年间存在一个政策影响的断点。从图1中可以看到，这个拐点大致在1990年左右。本文试运用邹至庄(Chow，1960)检验来检验1980～2007年间美同碳排放量与收入之间是否存在结构变化的转折点。结果发现1989年是一个显著的转折点，如表2所示：
　　根据F分布，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F的临界值是4.82(分子自由度为3，分母自由度为22)。所以，得到F值大于或等于9.77的概率小于1％，P等于0.000271。可以知道，美国碳排放量与收入之间在两个时期是不同的，函数经历了一个结构性的变化，这种变化可能是由于经济政策的变化所导致的。回顾《京都议定书》的产生历史，可以知道在1988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成立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降低碳排放量也由此正式得到了美国政府的重视。虽然当时的老布什政府一直拒绝在《京都议定书》上签字，但是，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近四分之一的美国已经逐渐在履行减排义务，不断的在石油和汽车工业上进行技术革新。温室效应会引起全球变暖应已经得到了美国科学界的承认，美国政府、尤其是各州也采取了不少措施限制温室气体排放。据统计，自1989年以来，美国已有40个州执行了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法规，20个州出台了鼓励使用可再生能源的措施。特别是克林顿政府强调了扩大环境信息的披露力度，要求美国环保署扩大了上报有毒排放物的清单，大力支持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交易计划，对于碳排放量的下降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所以，本文在考虑了美国政府相关的减排措施影响因素后，以1989年为断点，引入虚拟变量，提出了(2)式的经济模型：
　　inC=β₀+β₁lnY+β₂T+DUMMY(β₃lnY+β₄T)+μ　(2)
　　在(2)式中，c代表美国的人均碳排放量，Y代表人均GDP，T是一个时间趋势的变量，DUMMY是一个哑变量，而μ是一个随机误差项。再次对美国的1980～2007年数据进行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可以得到1980年～1988年和1989年～2007年两个时期的回归结果：
　　表3中总结了等式(2)回归的结果，表中的模型2指的是在1989年以前美国政府没有考虑碳排放量降低，进行相应技术革新政策回归的结果。可以看到，当人均GDP增加1％时，人均碳排放量会增加1.044022倍。说明人均收入的增加可以绝对的促进碳排放数量的增加，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经济的增 长是碳排放量数量的上升所带来的。模型3指的是在1989～2007年美国政府逐渐考虑碳排放量降低政策回归的结果。回归方程的R^-2=0.740269，说明样本函数解释能力基本达到了要求；从回归方程的总体显著性检验来看，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F=16.38831值为0.000002，也可以看出说明人均GDP对碳排量的影响是显著的；另外，模型的Durbin-Wataon值为1.284383，在α=0.01时，d₁=1.10，d₁=1.24，而d_u=24u=2.76，所以模型不存在自相关现象。从虚拟变量DUMMY*lnY的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到，1989年以后，人均GDP增加1％时，人均碳排放量会减少0.00455倍，说明美国的工业技术在不断地革新，已经把经济结构进行了调整，逐渐从一个以工业为主的硬件产业结构向以技术、知识生产关联的软件产业结构转变，美国经济的增长对信息、服务、技术和知识等“软要素”的依赖程度也不断地加深，把发展的重点更多的集中于低碳经济发展上来，这个时期经济的增长并没有靠大量的增加碳排放量所带来，美国试图在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2009年，《美国清洁能源和安全法提案》于5月21日通过。该方案从推广清洁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迈向能源节能型经济等四个方面规划了美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模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反映了美国希望在新能源革新上有所突破，希望通过新一轮的技术革命，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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