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1年年底低保标准的绝对金额看，标准在200元及以上的有6个省和直辖市，即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和海南；在99元及以下的有4个省和自治区，即宁夏、甘肃、新疆和西藏；其余的21个� ⒅毕绞泻妥灾吻荚�100
从2011年年底低保标准的绝对金额看，标准在200元及以上的有6个省和直辖市，即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和海南；在99元及以下的有4个省和自治区，即宁夏、甘肃、新疆和西藏；其余的21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都在100-199元之间（见表4）。
从低保标准的增长幅度看，2011年比2008年的增长幅度在100%及以上的有8个省和自治区，即内蒙古、陕西、吉林、安徽、云南、宁夏、贵州和广西；在80-99% 的有6个省和直辖市，即海南、湖南、湖北、河北、江苏和北京；在60-79%的有9个省和自治区，即辽宁、四川、江西、山西、河南、甘肃、青海、山东和新疆；在30-59%的有5个省和直辖市，即浙江、天津、黑龙江、上海和重庆；在29%及以下的有2个省，即福建和广东。其中增长幅度最大的内蒙古是165%，最小的广东是10%（见表4）。
(4)调高低保标准使人均补差攀升。2007年农村低保全国的人均补差为39元，到2011年，人均补差已达96元，后者是前者的246倍。这意味着，5年间每个低保对象实际得到的补贴大大增加了。从2007-2011年每年的增长幅度看：峰值是2009年的36%，2008年和2011年分别是28%和30%，只有2010年是峰谷，为9%。如果将低保标准和人均补差放在一起进行分析，我们发现，农村低保家庭人均收入的发展趋势与城市比正好相反，在这5年中一路走高（见表5）。
3．农村五保制度的实施现状及特点
2007-2011年间，农村五保对象的人数是基本稳定的，最多的是2010年的556万人，最低的是2007年的531万人，上下相差仅25万人。在农村五保对象中，总的趋势是集中供养的越来越多，从138万人增加到184万人；分散供养的越来越少，从393万人减少到367万人（见表6）。
4．城乡医疗救助制度的实施现状及特点
我国的城乡医疗救助制度在2007-2011年之间也呈现出明显的增长趋势，不仅表现在救助人次，也表现在对医疗救助的财政支持上。从城市医疗救助的救助人次看，2011年比2007年增长了355%，要说明的是，2007年以后，城市医疗救助开始支助贫困居民参加大病医疗保险，所以在2008年救助人次翻了一番，比2007年增加了146%。而把2011年与2008年相比较，后者比前者还是增加了83%。从农村医疗救助的救助人次看，2011年比2007年增长了111%。其原因是随着新农合覆盖面的不断扩大，支助参合的贫困农民人数也越来越多（见表7）。
从城市医疗救助的资金支出看，2011年比2007年增长了264%，同样的原因，2008年财政投入的资金也翻了一番，比2007年增加了114%。而把2011年与2008年相比较，前者比后者则增加了70%。从农村医疗救助的资金支出看，因同样的原因，2011年比2007年增长了269%。这个数字与救助人数的增长幅度相比，显然大了很多，这是因为新农合的筹资标准在不断提高。2007年中央财政为20元，地方财政为10元，个人投保10元，到2011年已经增加到各级财政负担200元，个人缴费50元（见表7）。
二、城乡社会救助制度存在的问题与原因
任何社会政策都不可能达到十全十美的境界，其正面的和负面的影响犹如一个钱币的两面，不可分割，社会救助制度当然也不例外。
1．社会救助的优点和缺点
社会救助制度最为显见的优点是：能够保证将有限的低保经费用到最需要的人身上。社会救助最为与众不同的特点就是“家庭经济调查”，对低保申请者要通过一整套行政程序进行审查，只有在确认申请者确实因为收入低或者没有收入而难以维持最低标准的生活水平时，才能动用纳税人的钱进行施救。同时，受助者在享受低保待遇的过程中还要接受跟踪调查。一旦其收入超过救助标准，即告一段落。正因为有了严格的审查制度，才能确保纳税人的钱不至于被滥用。
社会救助制度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大致有三：其一，不能帮助低保对象脱贫。低保制度的政策目标是维持受助者最起码的生活水准，其理念及政策措施都是被动的，并没有考虑帮助受助者脱贫。其二，需要花费大量的行政成本。作为实施低保制度前提的家庭经济调查，以及贯穿实施过程的跟踪调查，都需要有专门的人去做，因此，包括人工在内的行政成本较高。其三，社会救助制度容易同时受到来自两方面的攻击。社会公众对这项制度的行政效率和效果十分敏感，一部分人会十分在乎这项制度是否养懒汉，同时另一部分人又对这项制度的苛刻的审查程序提出指责。遭受两面夹攻的尴尬处境，常会使社会救助制度进退维谷、无所适从。上述的制度缺陷，造成了现实生活和实际工作中社会救助制度及其保障对象面临着种种问题。
2．通货膨胀和城市低保
毋庸置疑，2011年，公众和媒体最为关注的议题就是飙升的通货膨胀以及政府的应对策略。相对别的社会群体，对于物价上涨的冲击，低保对象尤其难以接受。如前所述，低保制度并不承担让低保对象脱贫的责任，其目标仅仅是保障他们最低标准的生活水平，因此，低保对象的日常消费支出，是由政府按“最低标准”计划好的，基本上没有回旋余地。据国家统计局列出的“菜单”，其中“食品类”和“居住类”是所有家庭都必不可少的生活必需品消费。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数据表明：如果以2005年的数据为1，2006—2011年，居民消费价格的涨幅为218%，而其中与人民生活最为密切相关的“食品类”消费价格的涨幅是585%，“居住类”消费价格是238%以上数据是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提供数据计算得出。。物价上涨的突袭让基本生活必需品消费完全没有选择余地的低保对象叫苦不迭。 如果拿城镇居民的月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低保标准作比较，可以发现，低保标准实在是非常之低。就全国的平均数而言，低保标准仅占一般居民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5%。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只有5个地区超过20%，包括西藏、天津、黑龙江、江西和青海；在16-19%之间的有14个地区，包括北京、河北、山西、内蒙古、吉林、湖北、海南、上海、安徽、山东、贵州、陕西、甘肃、宁夏；其余12个地区位于15%以下。其中最高的是西藏，最低的是广东和福建（见表8）。
表8的统计结果令人泄气。按照欧盟的规定，贫困线应该在社会平均收入的50-60%之间陈光金：《中国城镇贫困的主要经济社会特征与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即使是在福利保障方面一贯吝啬的美国，贫困线也在社会平均收入的33%上下唐钧：《中国城市居民贫困线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现在中国的数字为15%仅为欧盟标准的1/3到1/4，甚至不及美国标准的1/2。拿国内各地区的数据来作比较，更令人大跌眼镜。低保标准占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在第一档的，即超过20%的，除了天津，都是中西部地区的省市区；像广东、江苏、浙江、福建等东部地区的省市区，却都在第三档，即15%及以下；而像北京和上海这样的中国经济的领头羊，表现也不怎么好，处于中档，北京是18%，上海是16%。以上的统计分析说明，以“低保标准占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这个指标计算，“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数值的高低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人均收入的差别大，而低保标准的差别小，因此反倒是发达地区低保标准占人均收入的比重偏小（只有少数省市区例外）。同时，这也说明经济发达地区在低保标准上更趋于“保守”——人均收入高，消费也高，因此低保标准偏低，而很多经济欠发达地区因为要顾及低保标准要起到“保底”的作用，加上有中央财政的补贴，相对来说，反倒表现得更为“慷慨”。(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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