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人的一部分经常发生直接接触，因此久而久之，个体往往对与自己经常发生直接接触的相同身份的这部分人产生情感，并极为容易发生移情效应，从而把这种情感延伸到未曾直接接触的具有相同身份的其他人身上。校友关系就是说明移情效应的很好例子。在校期间，我们经常接触母校的一草一木和各种学习与生活设施，并因此而对母校产生感情，因此毕业后，会把对母校的这种情感依恋进行移情，移情到虽然在校期间未曾直接接触但有相同身份的校友身上。这样看来，认同于某种身份和某个集体，即意味着对这种身份和集体产生情感依恋。
　　认同的第三层含义是前两层含义基础上的忠诚感。一旦我们对某个集体产生了身份认同和情感依恋，我们就可能会进一步对这一集体产生某种程度的忠诚感。这种忠诚感在情感上体现为对所认同集体的自豪感，在道义上体现出的义务感、责任感和献身精神。还拿校友关系来说，因为是母校的一员，所以我们在情感上会为母校的发展和成就而备感骄傲，而在道义上又会产生维护母校形象、推动母校发展的强烈的义务感、责任感和使命感。
　　然而问题是，个体往往同时兼具几种身份，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他会突出和强调自己的哪种身份或以哪种身份示人呢?而当对这几种身份的选择发生冲突时，他又会因为什么而做出何种选择呢?通常当人们在特殊的场合下，当个体同时兼具几个身份时，他会根据即时的特殊情境的需要而选择以某种身份出现。比如，A既是北大人，也是人大人，还是江西人，同时也是本家人。作为江西人和本家人，这是客观继承事实的结果(A无从选择)；而作为人大人和北大人，却又是主观发生事实的结果(比如在硕士、博士等不同学习阶段曾分别报考并考取过这两所学校——成为哪所母校的校友，是自己考取某一母校的主观选择的结果，是一种因自己选择而发生了的事实)。因此，当现实需要A以哪种身份出现时，A便会以该身份示人，比如在出席北大校友会或江西同乡会等活动过程中，他就会做出相应的选择。而A作出“现实需要我以这一身份出现”的判断，又是A根据自己的利益需求及对这一需求在这一情境下能否得到满足而理性选择的结果。A之所以经常以北大人、人大人的身份示人，可能是因为这种名校背景及身份能够满足他在他人前面的自信心或虚荣心的现实需求，而如果A同时还是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话，为了最大限度地树立信心或满足虚荣心，可能在更多的情况下，他就会以诺贝尔奖获得者这种身份示人。
　　如果说，在特殊场合的社会交往中，个体是根据这一特殊场合的特殊需要而做出相应的身份选择，并向旁人展示出与这一场合相吻合的身份，那么在一般的社会场合中，个体又是如何进行身份选择的呢?在普通社会交往中，A需要经常考虑周围的外部生活环境，以确定自己的身份选择。如果在他所处的主要外部环境当中的绝大多数人，都选择以某种身份示人并保持有强烈的身份意识，那么为了能更为顺利、有效地融入这一环境，他也就必须相应地经常使用这种身份；而如果在外部环境与他人的社会交往当中并不需要他经常以某种身份示人，他也就不会刻意地保留与这一身份相符的强烈的身份意识，这就像人们很少会去把出生年份相同或者身高相同的人群当成一个身份群体并加以认同一样。A之所以从不以本家人的身份出现，恰恰是因为在现实社会交往过程中从不需要他去使用这一身份，这种身份的有无对于他的需求的满足已经无关紧要，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会淡忘或放弃这种身份认同。而在江西中北部地区本家／客家身份意识的极度弱化，也恰恰是因为在相对于江西而言的更大的社会外部环境中，并不需要人们经常使用这种身份。所以，正是社会环境中日常社会交往的需要，决定了个体对社会身份角色的选择与认同。
　　从这一角度来看，认同有两个存在的基础，一个是身份基础，一个是个体需求基础，但即使是身份基础，也离不开个体需求基础的支撑。因此，从根本上言之，认同是个体基于利益需求而主观选择的结果，同时也会因为对这一身份角色的长期性的持续需求而不断得到强化。这样看来，族群身份与认同之发生，其根本原因还在于这一身份本身对个体的利益而言至为重要，族群性(宗教、语言、习俗、地域等)本身并不是决定身份选择和身份意识的最为重要的因素。从这个意义上来观察族群认同，我们就会发现，只有在可行的原生认同与可见的工具利益汇合时，族群认同才会发生。所以，我们既要重视认同的身份基础，但更要重视认同的非身份基础——利益需求基础和社会环境基础。
　　现在再回来审视A在面临几种身份冲突时如何做出要么／要么式的选择这一问题，我们就会看到，身份认同其实是一种对忠诚的竞争，作为以待选择的众多认同客体和忠诚对象之一，集体往往会、也必须设法满足潜在认同主体的需求，拉拢潜在的群体，以获得他们对自己的支持和忠诚，这也正是一些名校争相聘请某些名人做客座教授的主要动力，而名人之所以乐意接受这种聘请，恰恰是因为名校背景能满足这些名人某种信心或虚荣的需要。
　　因此，作为政党认同和政治认同的其中一种类型，如果从这一理性选择的进路来解读，执政党认同就是个体基于自身需求的满足，而在心理上和政治上对执政党的支持与忠诚。这些个体可能本身是、也可能不是该党的一员，但如果他认同这个(执)政党，就意味着在有关政治的问题上，他会从心理与行为两个层面支持这一政党，比如革命战争年代一些党外民主人士对中国共产党的同情与支持，就是政党认同的其中一种表现方式。
　　比执政党认同更为复杂的是国家认同。如前所述，国家认同的基础包括民族(族群)、文化与制度。当在制度的层面上理解国家认同的基础时，就是指个体基于自身需求的满足，而在心理上和政治上对国家的支持与忠诚。人们归属于或认同一个民族，并不完全是因为诸如共同的语言、历史或文化遗产等客观的认同标准，还可能因为他们基于自身的需求，自认为他们归属于这个民族。传统的民族主义视角和文化主义视角下的国家认同理论，把关注的重点集中在国家认同的原生焦点上——拟想的血缘纽带、种族、语言、传统、地域、宗教、习俗等，而恰恰忽视了凝聚国家认同的非原生基础——制度、政党、意识形态等，这样就会出现如江宜桦深刻指出的那种尴尬局面，即，“想要以民族作为国家认同的基础，却无法确定民族根据什么标准来划分。因此民族主义基础上的国家认同理论是一种需要纠正的理论。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