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李薇薇，河北经贸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现代传媒政治研究。
　　张忠民，河北经贸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现代传媒政治研究。
　　
　　
　　在媒介高度发达的时代，政治传媒化格局逐渐形成。《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指出，各级党政干部要“增强引导舆论的本领，掌握舆论工作的主动权”“重视对社会热点问题的引导，积极开展舆论监督，完善新闻发布制度和重大突发事件新闻报道快速反应机制”“高度重视互联网等新型传媒对社会舆论的影响”。政治传媒化格局下领导工作的开展，对各级党政干部的媒介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考量着各级党政干部的执政理念和执政能力。
　　
　　一、新媒体促使政治
　　传媒化格局的形成
　　
　　新媒体是以数字信息技术为基础、以互动传播为特点、具有创新形态的媒体。相对于旧媒体，新媒体的主要特点是它的消解力量——消解传统媒体（电视、广播、报纸、通信）之间的边界，消解国家之间、社群之间、产业之间的边界，消解信息发送者与接收者之间的边界等，因此受众可以广泛并且深入参与互动交流。新媒体给信息传播、社会舆论环境、政治生态环境和领导工作方式带来了革命性的改变。
　　信息传播状态的改变。新媒体与传统媒体最大的区别在于传播状态的改变：由一点对多点变为多点对多点，形成信息传播的广泛交互性；每个人都可以基本上不受时空约束，随时进行大众传播；信息传播链接的无限性和不可控性；受众的主动选择性和参与性大大增强；大众传播的“小众化”趋势等。
　　由此可以看到，新媒体既拥有人际媒体和大众媒体的优点，完全个性化的信息可以同时送达几乎无数的接受者，每个参与者，无论是出版者、传播者，还是接受者，对传播内容都拥有对等的和相互的控制能力。同时，新媒体又避免了人际媒体和大众媒体的缺点，当传播者试图向接受者个性化地交流独特的信息时，不再受一次只能针对一人的限制，当传播者试图面向大众交流时，也能够针对每个接受者提供个性化的内容。简言之，新媒体就是能够对大众同时提供个性化信息的媒体，是传播者和接受者融会成对等的交流者，而无数的交流者相互间可以同时进行个性化交流的媒体。
　　政治生态环境的改变。由于新媒体的这些特点，当政府任何一项政策、措施出台，或重大决策失误，或重大公共事件发生，所引发的大大小小的社会舆论和民意民声浪潮，就会在各媒体之间迅速传播开来，促使当事人或有关部门尽快或审慎考虑解决对策。如今年上半年关于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重新修订的争论，不仅各主流媒体在关注，专家学者在关注，许多不同阶层的纳税人也通过手机短信、微博、博客等新兴传播手段发表着各自的看法和意见，促使立法机构在来自各方的意见中反复斟酌，认真权衡各个阶层的利益，最终做出3500元起征点的决定。
　　政治传媒化格局形成。新媒体在传播速度、传播范围和传播的便捷性、互动平等化等方面，对传统的传播方式进行革命性改变的进程中，政府的政务活动不可避免地越来越多地依赖媒体。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开设政府门户网站、微博问政等，执政方式正在发生着一系列的变化，这是一种逐步走向公开透明、平等沟通的新的政治生态环境——政治传媒化。此外，政治传媒化也使党的自身建设处于新的外部环境中。媒体在营造和谐氛围、对党的建设提出建议的同时，也使得一些党内问题被公诸于众，党的一举一动、党员的一言一行都“暴露”在公众的视野中。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秘书长祝华新曾经坦言：我们已进入传媒聚光灯和大众麦克风时代。今天不仅有党报党刊、国营的电台电视台，还有都市报和网络媒体，以及境外媒体，特别是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
　　政治传媒化格局考量党政干部的执政理念和执政能力在当前的政治传媒化格局下，一方面，媒介使执政党拓宽了与民众广泛沟通的渠道，民情民意的调查、政策的颁布、指令的下达、舆论的引导、重大事项的告知，各媒体都以第一时间的速度传递着这些信息。可以说，各级党政部门都在积极发挥着新媒体的传播功能，从而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减少了执政成本。另一方面，应该看到媒介的发展也使民众相对于执政党的独立性大大增强，通过各种媒体，民众公开表达着他们对各项政令的态度，反馈着他们的看法和意愿，监督着党的执政行为。媒介不再仅仅是党和政府的喉舌，而是成为一把双刃剑，同时担当着监督执政党和整个社会的“第四种权力”。当基层的民情民意不再经过任何中间环节，由互联网直接送达到各级党政机关的门户网站和领导的微博网页上，“村瞒乡，乡瞒县，跨省瞒到国务院”的现象不会再有了，一些下级部门由于种种原因欺下瞒上的情况，也会因为互联网的点对点传播而行不通了。这种“高保真”和“第一时间”的讯息使政府随时掌握着基层群众的实际情况，提高了决策的科学性、及时性与可行性。
　　同时也应看到，一些党政干部还不适应当前这种政治传媒化的格局，缺乏正确地应对媒体的思想。官场中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防火，防盗，防记者。”正是这种“防”的心理，在突发事件发生时，或针对敏感问题表态时，面对媒体，有些官员态度恶劣，言语不当，方式不妥，损害了政府形象，影响了干群关系，激化了社会矛盾。2009年6月，郑州市须水镇西岗村原本被划拨为建设经济适用房的土地，却被开发商建成了别墅和楼中楼。当记者就此事对郑州市规划局进行采访时，却遭到某位副局长的质问：“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河南南阳青年王清依据《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向全市181个部门申请公开公款招待费、公车消费和公费出国等信息，就在他前往某个单位递交申请的时候，接待领导却蛮横地说道：“球信息公开，这里没有什么信息可公开！”如果说以上两例只能说明一些基层干部缺乏对媒体的尊重，不懂得如何与媒体打交道，那么2010年两会期间发生的湖北省省长抢夺记者的录音笔事件，则凸显出更为严重的问题。
　　二、提高党政干部的媒介素养，
　　适应政治传媒化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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