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感到不解的是，莫纪宏对于一些想当人大代表的选民，依法寻求获得“权为民所赋”的“被提名权”的合法行为，另有自设禁忌的一段话：“一些地方的干部和社会公众因为缺少对选举法规定的正确理解，在实践中将这个问题复杂化了，实际上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而以此将问题政治化就显得更加荒唐。”而在事实上，“权为民所赋”的“被提名权”，以及由此而来的被选举权和赢得选举之后的合法参政权，正是现代社会的政治文明、社会治理和制度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抗争性政治的学术研究
　　
　　据美籍学者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在《底层社会与抗争性政治》一文中介绍，20世纪90年代中期，包括她本人在内的七位美国政治社会学教授，在斯坦福大学的行为科学高等研究所组织了一个“抗争性政治的无形学院”（Invisible College of Contentious Politics）的新项目。项目成员为了探索研究社会运动的新途径，便采用“抗争性政治”（Contentious Politics）的概念，突出国家政权的重要性。该概念强调社会抗争是政治性的，国家是卷入其中的关键行为体之一[3]。
　　在裴宜理看来，中国是世界上研究抗争性政治的最好实验室，中国的抗争性政治至少可以上溯到公元前三世纪的陈胜、吴广那里，并且一直延续到今天。正是基于这一学术判断，她与中国同行于建嵘之间，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合作关系。2006年，她在为于建嵘的《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安源实录》所写的序言中，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于建嵘的研究是建立在娴熟掌握西方和中国学者的既有文献基础上的。但这绝非简单地把流行的学术路径加以应用。于建嵘并没有仅仅把抽象的概念和模式套用到他的研究对象上；相反，他让安源的工人们为他们自己说话。这种努力的结果就是对当代中国工人阶级主观世界的珍贵而振奋人心的第一手观察。”[4]
　　于建嵘是坚持游走于中国底层社会的一位政治社会学专家，他在新近出版的《抗争性政治：中国政治社会学基本问题》一书的导论和第一章中介绍说，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发生了急剧变化，各种利益诉求日趋复杂多变，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也不断显现。从本质上来说，无论是农村社会日益增长的土地抗争和工人阶级的维权行动，还是近几年社会泄愤事件的频繁发生，大都是出于利益博弈，涉及到不同阶层和民众的具体利益，民众并没有表现出明确的反体制的政治诉求。但是，由于其政治上的敏感性，中国的政治社会学家大多将其视为学术研究的雷区而不敢涉足。因为缺乏深入系统的学术研究，主流的话语体系往往将社会冲突视为社会“病态”，并在“注意政治影响”的名义下将中国社会经常发生的各种抗争性政治活动掩盖起来，或者将其概念化为社会不稳定因素及其表现。这样的做法忽视了社会冲突的积极功能，产生了两个相互联系的不良后果：其一，执政者不能正视社会各群体的利益诉求，特别是不能正确认识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底层群体所进行的抗争活动的积极意义，企图以高压的方式将他们排斥于体制性的利益表达之外。其二，空泛的政治说教取代了实事求是的政治路线，导致执政者的合法性快速流失，客观上不断为社会动荡积累能量。因此，目前加强对社会冲突中抗争性政治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5]。
　　应该说，忧国忧民的于建嵘在相关的学术探索中，表现出的是两千五百年前的儒学宗师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学术勇气和学术良知。为了解释近年来日益频繁的社会群体事件的发生，他适时提出了“以法抗争”“社会泄愤事件”“刚性稳定”“韧性稳定”等学术概念。随着世界范围内经济危机的大爆发，他又在《剥夺穷人生存权就会同归于尽》等一系列文章中，大声疾呼要保障农民工和城市失业者最低限度的生存权利。《抗争性政治》一书，正是他忧国忧民的相关学术成果集大成的浓缩结晶。
　　应星的 《“气”与抗争政治——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稳定问题研究》，是国内继于建嵘之后第二部以抗争政治为研究对象的学术专著，也是作者自己继《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和《村庄审判史中的道德与政治》之后，又一部关于当代中国乡村政治的学术专著。作者在导言中自称“本书采取了一种全新的研究视角”，目的是为了克服中国社会研究中的两种时弊。其一是“不加反思地把从研究西方社会中提炼出来的概念和方法直接用来研究中国社会”的“移植派”；其二是“不带任何理论地去做田野调查，而后根据自己随性的灵感和对中西方理论的凌乱读解来匆匆炮制自己的新概念”的“经验派”[6]。但是，细读该书，笔者并没有体验到具体可感并且一气呵成的学术气场；反而在针对于建嵘的一再挑战中，明显感受到作者在自我矮化、自设禁忌、削足适履、以偏概全中疲软畏缩的气场迷失。也就是于建嵘所说的在“注意政治影响”的名义下，“将其概念化为社会不稳定因素及其表现”。从全书的行文中不难看出，应星所谓“经验派”的主要对象，就是“炮制”出“以法抗争”“刚性稳定”之类“新概念”的于建嵘。
　　
　　二、中国社会的阴阳气场
　　
　　在《“气”与抗争政治》的第二章中，作者应星先是承认“气在中国社会的指涉极其繁杂，我在此无法详加辨析”；接下来，他却通过引经据典的旁征博引，“对作为社会行动范畴的气在乡土中国的全部内涵”归纳总结到：
　　
　　气在中国乡土传统中既不是纯生理的冲动，也不是纯利益的反应，它是一种融会了本能与理性、道义与利益的激情，是中国人在人情社会中摆脱生活困境、追求社会尊严和实现道德人格的社会行动的根本促动力，它从一种需要被克制的激情到一种可以迸发的激情再到一种自我执法的义气，构成了一个充满张力的续谱，其中，以忍御气是主流，以气立人是补充，任气行侠是特例。
　　
　　而在事实上，被应星称之为中国人的“社会行动的根本促动力”的“气”，在传统文化中是一个本体论的原初概念。关于这一点，最为经典的论述是老子《道德经》的第二十五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故强字之曰道……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到了第四十二章中，老子另有这样一段话：“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7]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