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中心主义视界下,物化的短期行为与同样物化的“近视”意识相互印证与支持,玛雅人的“末世预言”似乎正不幸言中当下,由于对“生态承载力”的无视,人类对大自然的侵染和掠夺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导致诸如冰层融化、温室效应、水土流失、物种绝迹等全球性自然“联合报复”人类的一系列生态问题。正如吉登斯所说的,生态环境灾难虽敢不上军事冲突离我们那么近,不过它可能造成的结果一样让人惊心胆颤;各种各样长远且严重的不可逆的生态破坏已经发生,这其中包括那些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意识到的现象[9]。同时,这种“征服自然”的理念更显著地表现为人的异化。技术理性承诺的华美约言并未如约而至,理性的花朵演变为迷人的罂粟花,利润至上的圣言遮蔽了发展的本质,对自然的控制最终沦为对人的控制。在征战自然中,与其说主宰者是人,不如说人是“控制自然”的被动执行者,真正的人消失在技术“座架”的罗网之中。德里达“人的终结”,福柯“人之死”,普里高津、罗马俱乐部“拯救地球与人类”的时代呼告都是对人本身已经被宰制、促逼与订造的深邃表达。现在确实到了“改正我们自己、我们的世界、我们在世界中的位置,以及我们的思想和行为观念”[10]的时候了。
　　(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人”使人消解于自然
　　面对生态环境危机和基于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反叛,非人类中心主义要求“重新认识其它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地位和价值,进而形成一种关爱自然的伦理观”[11],这种新的世界观和伦理观就是构建“权利概念扩大图式”的“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在这种运思路径下,非人类中心主义把拥有“内在价值”和“道德权利”视为非人类生物包括置身于其中的生存环境,诸如岩石、土壤、水、空气的一种“硬核”或“刚性需求”。
　　辛格根据人和黑猩猩的遗传信息仅有1.6%的差别,把人还原为一种“长毛的”动物,在快乐痛苦的感知与对价值的判断能力上人与一般动物相同,所以“一只耗子有在路上不被杀死的利益,因为否则它会忍受痛苦”[12]。一些深层生态学家也认为:“现代人用棍子连根拔起营养丰富的根茎;黑猩猩也能用棍子从土墩中挑出白蚁。现代人在山洞的石壁上绘画出打猎的场景;会编织的鸟同样也会选择鲜艳的彩绳装饰鸟巢。”[13]罗尔斯顿则以现代科学为根据,通过使宇宙、地球“尘埃化”,得出人不过是浩瀚宇宙中一粒微小的、运动着的物质“尘埃”而已,因而“人们应当保护价值——生命、创造性、生物共同体——不管它们出现在什么地方”[14]。基于此,环境伦理应实现人类价值和权利的延长,尊重自然的“内在价值”和“道德权利”。我们看到,在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视界中,自然被拔高为人,人被降格为自然,在自然的拔高中真正的人渐渐隐退,这只能是一种对人的“自然主义”或“生物式”阐释。表面上看,非人类中心论的这些观念都有现代科学为其本体论支撑,似乎具有科学的刚性与硬度,但是,它似乎忘记了:这些自然科学所揭示的人与自然的直接统一,这些只有某些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的眼睛才能识破的秘密,都是建立在生产或实践的基础之上的,“如果没有工业和商业,哪里会有自然科学呢?甚至这个‘纯粹的’自然科学也只是由于商业和工业,由于人们的感性活动才达到自己的目的和获得自己的材料的”[1]77。
　　事实证明,脱离“现实的人”和“现实的自然”,仅仅从自然科学出发,企图从“科学”的生态规律直接推导出人类的伦理行为,幻想这样一来它就具有了科学的合法性依据,成了“科学之科学”了,这只是一种浪漫主义臆想。依照这种“自然主义”的科学方法论必然引向错误的结论,因为,“如果我们相信所有物种都有平等的权利,那么就没有任何物种应该在遗传学方面受到控制,或者是为了其他物种的福利而被杀死”[15]。这样一来,非人类中心主义在对人的诠释上就和恩格斯批评的德莱柏或其他一些自然科学家类似,以为只有自然界作用于人,只有自然条件到处决定人类的历史发展,却忘记了人也能够主动地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人类自身创造新的生存条件[16]。正如美国纽约大学莱特教授所主张的,非人类中心主义面向了荒野的价值,却忽略了城市环境问题,这是明显的“城市盲点”,会使生态伦理学走入歧途[17]。
　　三、实践范式的生态变革:人与自然统一的“以人为本”逻辑
　　20世纪以来,生物多样性减少,极端天气“常态化”,资源枯竭,土地荒芜等已成为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大问题,而绿色发展模式就是对此的现实回应,其本质在于通过循环经济模式的采用,降低碳排放,实现可持续的经济社会发展。面对世界绿色发展的时代潮流,立足我国当下的语境和现实的国家需要,着眼于对人与自然异化引致的生态问题的化解,十七大报告首次郑重提出构建生态文明社会,这是对传统文明的扬弃和超越,是“生态”与“文明”的结合,表征了实践范式的生态转向。顺应“十二五”时期我国由“加快发展”向“科学发展”转型的时代驱动,生态文明实践既力图构筑人类走向“自由全面发展”的光明大道,又凸显自然解放的呼声,在实践范式的生态转向中诉求自然“神性”与“人性”的统一,是通往自然和人双重解放的诗意生存之境的理想之途。　一方面,生态文明以人的发展为旨归,彰显对自然的消极顺从到科学合理利用的转变,表征了人与自然统一中人的应有价值和地位。相对于人来说,大自然具有先在性,人类历史画卷的展开必然以广袤的自然为基础,但人与自然的统一是人通过能动、创造性的实践实现的,懂得在与自然的“对话”互动中自觉地承担起对于自然的责任和义务。建立在荒野自然观之上的非人类中心主义,过分强调自然的先在性和自在性,误以为实践活动对自然的改造,必然导致人类“家园”原生形态的破坏,就连人的行进,都会导致“被你踩着的蚂蚁在那里挣扎,甲虫在艰难地爬行,而蠕虫则蜷缩起来。由于你无意的罪过,美好的生命之歌中也出现了痛苦和死亡的旋律”[18],进而主张敬畏生命,顺从自然,“让河流自己流淌”,“像山一样思考”。“以人为本”的生态文明实践是对人与自然等同的“自然主义谬误”的否定,以温情脉脉的人类学取代冷冰冰的“科学”生态学。同时,它又是对“控制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大力匡正,自觉把握大自然的生态逻辑,在“自然诗意”的探寻中谋划人与环境的共生共存,将人与自然的统一建设为惠及当代人民和后代子孙的动态过程,充分发挥人民大众构筑生态文明社会的创造性和能动性,挺立而不是解构人与自然统一中的人的价值和地位。(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