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海德格尔，“人之说”源于“语言之说”。他认为，人之说作为终有一死者之说并不以自身为根本，它植根于与语言之说的关系中。连结这两种“说”的关键在于“倾听”。“听”是一种生存论的可能性，“此在作为共在对他人是敞开的，向某某东西听就是这种敞开之在”[7]。“听”不仅对话语具有构成作用，而且是此在与他人“共在”的基本方式，亦即此在的根本敞开状态。不过在后期海德格尔那里，“听”不只是听“人言”，更为根本的，是听“语言之说”。这是因为，“听”“归属”于语言，归属于道言，归属于寂静之音，即无声的大音。“终有一死的人……他们的说的方式乃是应合。人之说必须首先听到了指令。……人之说的任何词语都是从这种听而来并且作为这种听而说。”[6]21 “倾听”模式所指向的就是：言说并非主体性的，我们也不再能以言说主体自居。由此可见，这种对语言的经验是一种颠倒，语言不再是我们掌控的工具，而是我们必须倾听继而归属的“道言”。
　　与海德格尔不同，列维纳斯看到了“说”与“所说”的区别。他认为，传统哲学是建立在“所说”之上的。“所说”是陈述和命题的内容，它将“说”的内容主题化与固定化。“所说”涵括一切有关世界、真理、存在、在场和本质等陈述，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其论证与体系。因此，一切哲学表述都是“所说”之建构与扩张，列维纳斯说“进入存在和真理就是进入所说”。在“所说”平静表层下，人们遗忘了“说”的力量。作为活生生的情境与事件，“说”并不能被“所说”覆盖。在列维纳斯的伦理学中，“说”以一种新异姿态从“所说”中喷薄而出，并以此激活与“他者”的相遇。对列维纳斯而言，比“所说”更重要、更原始的维度是“说”，它拥有绝对优先性，是“前源始的”。这并不是指“说”在时间上先于“所说”，而在于它是构成“所说”的可能条件。“说”首先是一种动作，是面向“他者”的敞开。列维纳斯说：“说就是去接近邻人，‘给出表意’……‘说’是交流，它是一切交流的先决条件，因为它首先是坦露。”[8]48坦露，就是与他人的相遇和亲近，是对他人的回应。如果将“说”还原成“所说”，就遗漏了与他人相遇的具体情境，遗忘了对他人的直接回应，继而忘却对他人的责任。
　　“说”与“所说”的差异，唤醒了被哲学逻辑与命题等“所说”遮盖的他者之“说”，也打破哲学同一化趋势。传统哲学将“说”简化成“所说”，就是将“动词”还原成“名词”，无异于一种“主题化与同一性的统治”。名词杀死了动词，也就消除了动词的差异化势能，而将其还原成稳固的符号与概念系统。但事实是，“说”不能还原为“所说”，“名词”的稳固化趋向也涵盖不了“动词”的变异与因情境化而生的张力。重视“说”，就是激活“所说”中“不说”和“未说”的潜能。“所说”不能安然地排除“说”的别异力量，“说”时刻威胁着“所说”的同一与稳固，以至列维纳斯将二者描述成一种“载之，亦能覆之”的关系。列维纳斯甚至提出一种“适合于‘说’的表意”[8]46，不同于侧重“所说”之意指的“signification”。他以“signifiance”来强调一种更本源，也更变动不居的意义发生过程。Signifiance是处在signification之前的，是使signification成为可能的东西。重要的是，signifiance是暗中动摇与破坏signification的自我同一性和自我一致性的因素。“说”的“在场”使“所说”在不足与过度、悬置与变化、消除与增生之间摇摆不定，从而使“所说”之意指与意义始终处于未定状态。不过，列维纳斯依然试图以哲学话语去把握被其排斥的“他者”形象，伦理学也还是说着哲学的语言。简言之，他还是在驱迫“说”进入“所说”的领域，从而背叛了“说”。在认识到“说”的未定潜能会对哲学话语造成毁灭时，列维纳斯指出怀疑主义是令哲学苦恼不已的“私生子”。然而，列维纳斯反而又对这种“怀疑主义”持否定态度——怀疑主义有天然的“野蛮性”，它始终在对哲学话语的明晰性与稳定性起侵扰与破坏作用。对他来说，“哲学依赖语言是哲学的最大弱点”[5]115。
　　列维纳斯在由“说”所引发的“怀疑主义”面前却步，退而重寻“所说”的保护。不过，布朗肖却认为这种怀疑主义是面向他者的一种别样真理：“如果不是通过使用一种特定的语言，不是通过与自身相悖，不是通过抵押自己的可能性，哲学又怎样才能够被谈论，被敞开，被表象呢？难道哲学家不首先必须也是一个写作者？”[9]由“说”唤起的“怀疑主义”是同一哲学的敌人，却是一种“他者”话语的机遇。哲学的交流模式（即“所说”）必然不能忠实于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它是一种将明晰性与稳固性放在首位的语言。对布朗肖来说，与他者的关系是一种无限的距离，是一种“不可能性与陌生性”的关系。这种关系只由“说”来唤起，“说”始终处于差异与未定的风险之下。因此，对列维纳斯来说令人头痛的怀疑主义，在布朗肖看来却是一种救赎，是自我与他者之“非关系的关系”的最可靠看护者。在《我们的秘密同伴》一文中，布朗肖说：“他人或他者不能被主题化……我不能言说他者，或者说及他者，我只能对他者说，不是告知他或向他传递知识……而是呼唤他，通过一种说的方式向他证明，言说不会消除这种无限的距离，而正是这种距离才让言语可能，无限的言语。”[10]147-148对他而言，“说”是向他人敞开，是对他人的回应；“说”本身具有破坏一切同一性与稳定性话语的潜能，肯定“说”也就是肯定言说中的分离和断裂。“我们怎样才能维持主体间的不均衡以及空间的折曲？怎样才能保留无限言说中的无限？……通过所说，我们属于秩序，属于世界（宇宙）；我们出现在他者面前，我们将他者看成平等的人，同时代的人。通过说，我们与秩序分离，但并不是秩序无声地消失于无序中：（而是）与他者的不一致，无法与他者处于单纯的同时性中。必须假定一种没有现在的时间，列维纳斯也许会将其称为‘不可还原的异时性’。”[10]148 “所说”是对“平等”的肯定，而“说”则肯定了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差异与分离，这种分离，甚至使得自我与他者不在同一时间之内。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