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群众办报模式与列宁相比最显著特点为：更加注重群众作为党管媒体宣传报道的主体地位。主要有以下四点：第一，内容重点要与群众急需息息相关。早在1931年，毛泽东就提出《时事简报》的新闻，特别是本地的和
毛泽东的“群众办报”模式与列宁相比最显著特点为：更加注重群众作为党管媒体宣传报道的主体地位。主要有以下四点：第一，内容重点要与群众急需息息相关。早在1931年，毛泽东就提出“《时事简报》的新闻，特别是本地的和近地的新闻，一定要是与群众生活紧密地关联着的。”[10］32延安整风时期《解放日报》改版（由原来一版国际二版国内三版边区改为一版根据地二版国统区三版国际）的主要缘由也是因毛泽东认为其曾一度脱离群众生活和实际运动。[11］毛泽东尤其告诫新闻工作者不要当只会跑衙门的记者，而要“常常到工厂和农村去，呼吸那里的新鲜空气，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反映他们生龙活虎般的生活。只有了解实际生活和群众的需要，同他们心心相印，呼吸与共，才能写出好东西。”[12］第二，学习群众语言，让文章“喜闻乐见”。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他提出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还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力的东西，逐渐形成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报刊风格和中国气派，培育具有民族特色的文体和文风，引导中国新闻事业走出了一条民族化、群众化的发展道路。第三，面向群众，开门办报。“面向群众,首先要求媒体一定要有群众观念。面向群众,还要求我们实行开门办报,充分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13］毛泽东认为党领导下的报刊无论何时何地都不是共产党人的一言堂，而是人民群众言论自由的舆论场。延安整风期间，他要求《新华日报》、《解放日报》及抗日根据地报刊，尽可能吸收党外人员参加编辑委员会，在党报上写文章、写通讯。[10］94他倡导对文盲半文盲农民进行识字、脱昧教育，鼓励有了一定文化基础的群众自办报刊或积极参与办报。譬如延安时期《边区群众报》、《大众习作》、《群众》等大众化报刊的创办及墙报、壁报、黑板报等非专业新闻媒体的风行就充分体现出了“群众办报”最为初级、最为直接的实现方式，走出了一条“大家办、大家看”的办报路子。[14］第四，让群众上头版头条，成为被报道的主角。在毛泽东的推动下，1942年《解放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了农民劳动英雄吴满有、工人劳动模范赵占魁等普通群众的典型业绩。自此，典型报道就成为中国新闻传媒的一道独特风景线。
二、“群众办报”是“精英办报”失信于社会的历史选择
报刊由谁来创办，为谁服务的问题，首先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由历史发展阶段决定的社会需求与实践问题。诚如法国政治家卢瓦耶•科拉尔（Royer-Collard）所言，“与其说报刊是一项政治事业，不如说其实是社会需要。”[15］27封建社会也有过报刊，但其所报道的内容与阅读对象，局限于少数帝王将相与教会上层范围之内，完全属于官办、官营、官看的精英办报模式，与人民大众无关。近代报刊源起于西欧中世纪后期到资产阶级开始夺取政权的16、17世纪，它的最重要特征，就是使报刊成为社会公众的读物，显示出对过去官报模式的反叛与纠偏，初步展露出“群众办报”模式服务社会大众路径的些许曙光。
在阶级社会里，主导意识形态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现的是统治阶级的利益要求。正如马克思所明确指出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16］98不管是在集权统治的封建社会抑或权力制衡机制相对完善、“权力分散而自由竞争程度很高”[17］的资本主义社会，剥削阶级为统御国家权力，自然倡导、创制符合与满足剥削阶级需要的报刊经办模式，即官办官营、党办党营、自办自营，不愿看到报刊由人民群众来办、为被剥削的劳苦大众服务。
在欧洲整个中世纪的漫长岁月，在人文社会科学包括政治学和法学领域，神权政治理论主宰一切，以“君权神授”理论为依据统治国家的欧洲封建统治者及其代理人为保持自身独裁权力免受“异端”思想的侵扰，将报刊完全纳入官办官营的官僚操控之中，民间报刊几无生存空间。封建社会末期，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和社会分工的细化，人们对信息的需求增加，一些印刷商已经开始印刷某些反封建、反旧教的记事性小册子，引起了封建统治者的严酷裁制：英国玛丽女王1557年成立皇家特许出版公司，并规定只有公司会员和经女王特许者才能从事印刷业；1572年，罗马教皇发布了禁止手抄报纸的谕旨，规定凡手抄报纸的作者、抄录者、发行者以及知情不报者要处以各种刑罚，直至处死。[18］184
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报刊的邸报，远在公元前二世纪汉武帝初年就已经产生，到了唐玄宗时代(公元712-756年)开始印刷出版，可算是世界上最早的印刷报纸。然而一般而言，“邸报刊登的内容不仅要受到相关主管机构的严格审查，而且朝廷为了其自身的利益而给邸报设置诸多‘禁区’，如边防军事情报、臣僚的章疏、‘灾异之事’，等等。”[19］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中国封建帝王害怕人民造反危及自己，在文化上实行专制、愚民政策，没有言论自由。
但漫长黑暗的封建社会并没有遏制“群众办报”伴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而逐渐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显露出的“破茧成蝶”趋势，因为当“精英（政客、商人、文人等）办报”不能满足社会发展需要时，“群众办报”的胚胎注定要孕育成长。只可惜，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局限与制约，这种胚胎最终发育成了“便士报”或“大众化报纸”，而不是真正意义的“群众办报”。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们开始主张普遍的权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法律上的‘人人平等’取代了出身的不平等，财产权、选举权、受教育权、表达自由权等权利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被确立下来。生产力的发展还使社会成员的受教育水平有了飞跃的、革命性的进步。”[20］报刊创办原先所具有的“人为”与“客观”限制锐减，办报主体开始呈现一定的多元化趋向。为了向封建主展开夺权斗争，资产阶级需要调动与利用广大无产者的力量，所以资产阶级革命之初、甚至夺取国家领导权的相当长时间内，“群众办报”的社会实践也开始呈现点点星光。“西方出版自由条件下的工人运动还是获得了很大的活动空间，那里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报刊，还有不少同情工人运动的报刊，以及公共性质的非政治媒体。”[21］最具“群众办报”雏形意味的当属西方“便士报”、“大众化报纸”的兴起。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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