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从个人立场讨论正义无果而终之时，柏拉图顺势将正义探究的视角由个人转向城邦，并最终促使讨论参与者接受其正义“理想”。他说：“假定我们视力不好，人家要我们读远处写着的小字，正在这时候有人发现别处用大字写着同样的字，那我们可就交了好运了，我们就可以先读大字后读小字，再看看它们是不是一样。柏拉图将城邦视为“大写的人”，并以之“类推”个人正义。在柏拉图看来，个人就是小写的国家，国家就是大写的个人，二者是同构的，从“国家正义”可以体察“个人正义”。国家是为了满足所有人的需要而成立的，因为任何一个单独的个体都不可能满足自己在各个方面的需要，人与人必须要相互依赖。为了更好的生存和生活，基于社会分工基础之上的国家便产生了。从国家的良性运作来看，为保证城邦公民需求得到正常的满足，维护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便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项工作。要想使城邦和谐，柏拉图认为，就必须要使每个公民“在国家内做他自己份内的事。柏拉图认为一个城邦要想有效地运行，三类人必不可少：一为作为智慧化身的统治者；二为作为勇敢化身的护卫者；三是背负节制要求的劳动者。只有三者各司其职，谁都不干涉谁，谁都不僭越职权，国家才能长治久安，也只有这样的国家才算是正义的。这是“国家的一条总原则：每个人必须在国家里执行一种最适合他天性的职务，各做各的事而不相互干扰，便是正义。在柏拉图看来，如果一个天生的生产者因为财富或身强力壮等因素，企图爬上护卫者等级，而护卫者却妄图爬上统治阶层，或者这几种人相互交换地位，或者一个人同时占据多个职位，都将给城邦带来莫大的危害。以之反观个人：主司勇敢德性的激情、掌控智慧德性的理智和背负节制德性的欲望，三者亦应“各司其职”，才算是正义。
　　可见，柏拉图基于城邦共同体的立场，借用苏格拉底归谬推理的“助产术”，批驳“异己”正义主张，促使讨论者将正义探究的视角从个人转向城邦，从而成功地将正义的界定调试到了一条合乎自己“理想”的路径之上。
　　
　　二、柏拉图正义探究的四大问题
　　
　　(一)逻辑论证的偏狭不合理
　　首先，这一推论的逻辑大前提(正义是一种人类之善)也是一种未经论证的流俗观念。
　　其次，逻辑归谬运用的不科学。柏拉图在此运用的乃是“严以待人，宽以律己”的双重标准。倘若将这种归谬方法贯彻到底，那么，他自己任何一个立论都将被证伪。因为在社会科学领域，几乎所有概括性的结论都可以找到与之相悖的特例。在书中，色拉叙马霍斯就曾明确指出这种论证方法的荒谬性，他认为这种辩难的方法是在打马虎眼，是在逃避问题或有意误导别人。在被柏拉图辩难之后，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反驳道：“医生治病有错误，是不是正因为他看错了病我们才称他为医生呢?又如：会计师算帐同样会出错，那是不是正因为他算错了帐你才称他为会计师呢?”。他以此向众人表明苏格拉底“助产”归谬法的荒谬。
　　最后，逻辑论证过多地依仗假设、隐喻、比照等文学意向手法(比如国家与个人同构同性的假设)，与科学探究的实证要求相去甚远，因之也就难以确保立论的客观正确性。这种城邦正义的立论，按照当今美国哲学家麦金太尔“哲学立场不可通约”的理论，至多也只能算作柏拉图本人意愿或理想的婉转表达。
　　
　　(二)过分强调城邦本位，忽视了对个体的人文关怀
　　柏拉图的这种正义观是一种城邦本位的正义理论，是一种压抑欲望而抬高理性的苦行正义观。柏拉图将个人的欲望看作坏的东西，是需要节制的东西。认为欲望是理性的误导者，只有摒弃欲望或尽可能地减少欲望，才能使个人幸福，才能使整个城邦长治久安。因此，柏拉图为其理想国制定一系列维护整体利益而贬抑个人正常需求的律法，其中有很多律令即使在当时的人们看来也是极不人道的。比如：在处理婚姻问题和生儿育女的问题时，他主张：“婚姻嫁娶以及生儿育女——处理所有这一切都应当本着一个原则，即如俗话所说的，朋友之间不分彼此”，但是有一个办法，即当他们中间有一个做了新郎之后，他将把所有在他结婚后第十个月或第七个月里出生的男孩作为他的儿子，女孩作为他的女儿；他们都叫他父亲。他又把这些儿女的儿女叫做孙子孙女，这些孙子孙女都叫他的同辈为祖父祖母。所有孩子都把父母生自己期间出生的男孩女孩称呼为兄弟姐妹。他们不许有我们刚才讲的那种性关系。这些违反人性、甚至将人的正常需要也加以抵制的律令是违背自然规律，缺乏人文关怀的。
　　
　　(三)等级森严的僵化秩序，不利于人的自由发展
　　柏拉图的正义探究注重维持良好的秩序，但这种经过了抽象处理的秩序观念却显得异常僵化。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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