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幸福的意义在于“通过对人的尊严和人的理性本质的确认。为幸福获得合乎人性的发展方向提供担保”。从道德需要的角度来看，道德是人的本质需要之一，是人安身立命的基础和获得社会认同的标签与价值符号；从道德权利的角度来看，道德是主体应该得到的东西。是作为道德主体的人应享有的道德自由、利益和公平对待。
　　由此可见，人既是道德义务的主体，又是道德权利的主体。道德对于人类自身具有重要的目的意义——人要尊严地存在，就必须有理性地选择道德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道德对个人来说不再是一种束缚和限制。而是一种需要和享用。从农民工的角度来讲，农民工不仅需要饮食男女必须的衣食住行等物质支持，而且有自己对价值、人生、尊严等更高的追求。农民工的幸福生活不仅是物质经济的丰裕，也包括道德的丰满和伦理的护佑，对农民工进行伦理救助是其真正走上幸福之路的根本性道德之路。
　　
　　三、农民工伦理救助的现实诉求
　　
　　虽然我们承认，农民工的道德水平在整体上与社会其他群体基本相当，已有的研究成果也从不同的角度佐证了这个论断。但是，道德的发展是以经济为基础的，道德观念的产生离不开一定的社会环境。人们是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工人的状况必然随着资本的积累而日趋恶化，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另一极，即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他还指出：对于在这样可诅咒的环境下出生的儿童来说，这种环境本身就是一种寡廉鲜耻的洗礼。如果想让处在这种境况下的人们在其他方面努力向上，追求以内心纯洁为本质的文明气氛，那是绝对无望的。
　　特殊的生存环境形成特殊的道德观念与道德生活。为了生存，进城农民工的城市生活不可避免地呈现“去道德化生存”状态。
　　一是道德主体危机。道德作为主体的应然诉求，在其现实性上是由主体的生存条件决定的。农民工的底线生存所导致的贫困文化必然带来主体道德能力的缺乏，进而造成道德主体地位的丧失。这种主体危机首先表现为农民工道德主体的虚无化，也即是说，在道德实践中，农民工常常感受不到伦理道德对主体(我)的约束和规范要求，即使做出了违反伦理规范的事情，也感受不到良心的不安和道德的监督、批判。长此以往，农民工道德主体与道德行为分离，使社会的道德评价和道德规则对其不起任何作用。这样就会发生明明农民工主体有意或无意做了有悖伦理道德的事情，但其不仅感受不到，而且有时还常常自认为“这有什么”、“没关系”。此时的道德主体已经丧失其选择、评价、控制和审判道德行为的能力。农民工这种道德主体危机是由于其长期的道德文化熏染的结果。“贫困从来就不因为仅仅缺乏某一种东西而产生。它来自于穷人们所体验和定义的许多相关因素的共同作用，贫困与尊严和声望的丧失紧密相联系。”贫困的经验事实本质上是农民工一种深刻的社会体悟，那就是尊严和伦理的渐行渐远。生存伦理已经让他们顾不得体面而自尊地进行生活、交往，伦理暂且放在一边，生存第一!
　　二是道德生活虚无。人的生活是一种道德的生活，这也是人类异于其他生物而显高贵的主要原因。经验性的证据也一再证明道德生活是一种理性的生活，是人之为人之根本。但道德的生活首先是建立在物质丰足的基础上，是以一定的经济为基础的。伦理问题是在解决面包问题之后才值得考虑的问题。农民工处于社会底层。恶劣的生存环境无法保证其在生活中去寻找一种道德的生活方式而存在。“许多屈辱来自突然间不能使自己的行为与长期以来所信奉的社会规范相一致。当这些道德规范不能再维持下去时，人们就会退缩。”作为“城市里的外来人”，农民工的眼里已经不再关注伦理道德等虚无的东西，表现出对道德的排斥和冷漠。因为，在“肚皮”与“面子”的两难选择中，保“肚皮”永远是第一位的。
　　三是道德工具化。生存伦理的法则是一切为了生存，生存是第一要务。主体的所有行为都是为生存服务。当伦理道德可以成为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时候，价值理性便自然成为主体的工具理性选择。无论是在学者的研究还是笔者的一手资料中，都显示一旦农民工处于生存难以为继的边缘，其道德资源便趋于工具化。“为了活下去，干什么都无所谓，只要能搞到钱。”(内容来源于笔者访谈)迫于生计，有的农民工甚至弄虚作假来博得他人的道德同情，以满足自己的所欲。例如有些人甚至利用小孩或者自残等方式沿街乞讨，或身着槛楼衣衫，出没于楼堂馆所、车站码头等公共场所示弱哭穷，换取同情以获利。实际上，道德不是一种抽象的存在，它存在于现实的生活中，并以人们的现实生活的可持续而正常展开为前提。而当道德成为一种获利的工具，那么道德也就不再具有任何敬畏，道德也就远离了人的生活。
　　四是道德心理扭曲。当前。农民工自身的思想道德状况存在着令人堪忧的“欠缺”。诸如“讲道德是傻冒”，“有钱有权的人有几个讲道德的?”等言论就是最好的证明。农民工思想状况呈现出多元化、矛盾化、难以平和的复杂心态和特点。对某些社会问题的认识带有明显的消极情绪和负面色彩。特别是在对自身弱势地位的形成原因分析上偏差过大，滋生了农民工对社会和政府的某些不满情绪；社会日益加剧的贫富分化与有钱人的炫富消费，刺激了农民工对“为富不仁”的仇恨与愤懑；城市生活的艰辛与压力，固化了城市农民工的挫折感和自卑感；社会的制度排斥与不公以及政府救助弱者的不力，诱发了农民工对现有制度的拒斥与抗争；等等。这一切都在农民工的日常生活中不断地重复、固化，且被不断地证实，最终导致农民工道德心理的畸形发展。
　　
　　四、实施伦理救助。构建农民工弱势群体精神家园
　　
　　如上所述，伦理道德是人生获得幸福的手段。农民工的伦理教育就不应成为空白，他们也有权享受这种能够带来幸福的教育。因此。加强农民工伦理救助。就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
　　
　　(一)强化伦理道德教育，提高农民工思想道德素质。社会学家涂尔干曾说，没有伦理教育，就不会有人类社会。伦理教育是人类应首先接受的、最重要也最紧迫的教育。对农民工进行伦理道德教育。既要遵循伦理道德教育的一般规律，又要考虑到教育对象的特殊性。采取特殊的教育方法，要避免空洞说教。针对当前社会上农民工的思想道德状况。应开展丰富多样的道德教育活动。提高他们的道德认知，培养他们的参与意识，让他们感觉到自己的重要性，而不是对苦难麻木不仁，对道德践踏轻视。应通过社区、基层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等对农民工进行世界观、人生观、荣辱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使其明白人在命运抗争的道路上，也要关注自己的思想成长和道德提升，养成明礼诚信，守法文明的良好习惯。提高农民工的道德水平，引导他们承担人之为人的义务与社会责任。使其有维护心灵纯洁的伦理需要，有向往道德完善的自我诉求。有追求崇高理想和担当社会的自觉意识。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