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者，嵇康大约于正始九年，娶了曹魏宗室沛穆王曹林的女儿（一说是曹林的孙女）长乐亭主，拜“中散大夫”。政治立场不怎么明显的阮籍都被迫出来做了司马昭的官，更别说政治立场异常鲜明的嵇康了。嵇康在《五言古意诗一首》中写道：“云网塞四区，高罗正参差。奋迅势不变，六翮无所施。”面对司马氏张来的天罗地网，嵇康挣脱不掉，在乱世之中不愿出仕但又欲隐不能的痛苦心情被黑暗与逼仄的现实环境压迫得喘不过气来。这种失去个体自由又毫无希望的生活，确实需要发泄来缓解。阮籍的穷途之哭；刘伶外出，让人荷锄相随，并说“死便埋我”。相较于阮籍刘伶的行为主义，嵇康则更加内敛，他完全没有放诞的行为举止，但他把愤懑写入诗文之中，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诗文也是人事，既有诗，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嵇康忘不了人间世事，对现实社会存有强烈愤懑，对司马氏集团虚伪嘴脸更是无法容忍，如此才会有“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提出。
　　二、嵇康特殊的个人经历
　　《三国志·王粲传》注引嵇喜《嵇康传》中称嵇康“家世儒学，少有隽才，旷达不群，高亮任性，不修名誉，宽简有大量，学不师受，博洽多闻，长而好老、庄之业，恬静无欲。”由此可见，嵇康出身于儒学世家，但他“旷达不群，高亮任性，不修名誉”的个性却在年少时就已形成，一直到嵇康被司马昭杀害，其个性没有发生过变化。按理说“家世儒学”的嵇康应该有循规蹈矩的性格，但他却是任性不羁的，笔者认为，这种矛盾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一是嵇康虽然从小生长在儒学世家，但他幼年丧父，母兄见骄，对嵇康一直没有进行过多的管束。嵇康在《幽愤诗》中描述：“嗟余薄祜，少遭不造。哀茕靡识，越在襁褓。母兄鞠育，有慈无威。恃爱肆妲，不训不师。”另在《五言诗三首答二郭·其二》中也写道：“昔蒙父兄祚，少得离负荷。”在给山涛的绝交信中嵇康也因“母兄见骄，不涉经学”为由回绝山涛自己为什么不做官。通过嵇喜对弟弟的了解和嵇康自己在诗文中的自述，可以了解到，嵇康虽然生长在儒家，但因为少时母兄的娇惯使嵇康不仅没有系统学习儒家知识，更养成了我行我素，旷达任性的性格。
　　其二是当时的时代风气使然。一方面，自汉代以来，维系人心、统御文人的儒家经典日渐衰颓。自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口号之后，儒学成为了一种意识形态，白虎观会议后，皇家拥有了对儒家经典的唯一解释权。经典依旧是经典，但已经不是孔子真正的东西了。“他们那时所倡导的，是《春秋》内面的微言大义。……他们主张爬出百家，统一思想，建立绝对的君权政治”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汉代儒学“在政治的统制力量没有崩溃以前，它的地位是不会动摇的”。但当汉代政治摇摇欲坠的时候，儒学也开始分崩离析。所以，汉代儒学是与大一统政权绑缚在一起的，它们一荣俱荣，一损皆损。
　　另外，就儒学自身的发展来看，从武帝尊儒后，儒学就少有变化，模式僵固，无用繁琐，“迂滞若是，通人鄙其固执”。特别是到了东汉末年，宦官与外戚交替专权，守故鲜有变化的儒学在“君道秕僻，朝纲日陵，国隙屡启”（《后汉书·儒林传论》）的险恶政治下更是一无是处了。原本以研经为生的汉儒们在奸佞当道的桓灵年间也失了利禄之门。《后汉书》卷六十七《党锢传》中，范滂被宦官处死之际，对其子说：“吾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恶是肯定为不得的，但为善却又落得如此结果。在当时这样大义不行的社会，儒学已经不是读书人的护身符了，于是其中的一些士人意识到，依附于儒学，研究那些既不能保身又无法救世的经典，是一无是处毫无实用的。所以，如此失去权威与约束力的儒学，自然会“自中智以下，靡不审其崩离”（《后汉书·儒林传论》）了。士人在摆脱正统儒学与守旧经典的同时，他们的思想也开始转向了更为广阔的领域，最明显的变化便是注意力从大一统政权上挪开，关注起个体的生存与个体的价值。
　　另一方面，曹魏时期，“魏武的贵刑名，魏文的慕通达，曹子建的尚玄虚”使“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被打破。从曹操开始，他在求贤令中再三的提出做官“唯才是举”，“他需要的人才，只要你有治国用兵之术，不必问污辱之名，见笑之耻，也不必问不仁不孝、寡廉鲜耻。你有一分本领，就给你一分事作。于是强盗流氓、乱臣贼子，一齐收下。”曹操用人讲究实用，这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无可厚非，但是对于那些以毕生精力研究儒家经典的士人们来说，却是一次不小的打击。“在这种状态下，还有谁来讲名节礼教，还有谁来讲学问德行呢？”等到曹丕即位后，他对文学的推动作用相较于曹操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要远远高于他在帝王史上的贡献，曹丕的弟弟曹植又是曹魏时期著名的诗人。曹氏三父子对文坛的贡献是无法估量的，他们一起引领了一代文学风尚，由于建安文学摆脱了汉赋的繁琐复杂，作品也不再只对帝王的丰功伟绩进行夸赞，它的内容趋于多元化，所以文人原本依附于政治的人格变得松动，文学思想由重功利转变为非功利，由此文人创造的思路逐渐从歌功颂德里解放出来，走向自然、自我、随性。
　　文学风气的转变带来的是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所以，嵇康在这种无拘无束的学风中长大，自然可以“任其所尚”，随意自在的吸收各种学术思想，涉猎不同流派的文学作品，依凭自己的兴趣爱好倘佯于浩如烟海的知识中。嵇康早年没有定式系统的学习，使他终身受益匪浅，这也是为什么嵇康如此多才多艺的缘故。从放荡不羁的性格和在思想上没有条条框框的束缚来看，“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提出也就不是什么惊世骇俗的言论了。
　　所以，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哲学思想，是在政治与个人特殊经历的综合作用下才得以提出的。政治的黑暗动荡让嵇康认清了现实的残酷与无情，内心的烦闷需要一个发泄口，而当时学术氛围的活跃与自由给嵇康提供了一个契机。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哲学思想不仅是对当时黑暗社会的抗议，更是嵇康“任侠直言”性格的集中表现。可以说嵇康与“越名教而任自然”是融为一体的。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