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诗》学方法的影响
　　
　　宋代疑古思潮兴起，对《毛诗序》大加批判和否定，突破了传统《诗》学的藩篱，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突破和发展始自欧阳修的《诗本义》，而欧阳修的《诗》学变革主要体现在《诗》学观念和《诗》学方法上。他倡导据文求义，从文本出发，通过沉潜体会作品的文理文意、探析诗篇内在的结构规律来求得本义，而不是拘守于《序》、《传》、《笺》、《疏》之说，先入为主，观念先行。其后有苏辙《诗集传》、郑樵《诗辨妄》、王质《诗总闻》等，对汉人《诗》说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在观念和方法上继续丰富和发展，新见迭出，异彩纷呈。此外，宋代《诗》学还有突出的理学化特征，以程颢、程颐和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把《诗经》看作是修身进德，致思致用的典范，通过研读《诗经》寻找性命之理，其《诗》学研究具有理学性质。然而，由于其在《诗》学观念上重比兴、重性情，在方法上重文本、重玩味，同样有着以诗观《诗》的文学取向，亦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朱熹的《诗集传》成为了宋代《诗》学的代表性著作。总言之，宋代《诗》学在很多方面突破前人、超越前人，其突破性成就的取得，关键在于两个方面，一是《诗》学观念上的突破；二是《诗》学方法的突破。其观念上的突破是否受到《正义》的正面影响，有待进一步的思考，其方法上的突破则明显受到《正义》的影响。
　　宋代《诗》学方法上的突破，主要在于打破了汉魏以来依《序》解诗的传统《诗》学方法，强调从文本人手，通过细读文本、涵脉文本寻求《诗》之本义，而不是拘束于《序》说，以附会史事、曲护《序》说为宗旨。重视文本解读成了宋代《诗》学的显著特征。比如欧阳修，其解《诗》注重探析诗篇的“文意”，体味其文辞表达内在的“文理”。他明确提出“据文求义”的方法，《小雅-何人斯》篇《诗本义》曰：“古诗之体，意深则言缓，理胜则文简。然求其义者，务推其意理及其得也，必因其言据其文以为说，舍此则为臆说矣。”欧阳修在《诗本义》中反复强调“据文求义”，其论《周南·麟之趾》曰：“此篇《序》既全乖，不可引据，但直考诗文自可见其意。”其论《邶风·静女》“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曰：“据文求义，是言静女有所待于城隅，不见而彷徨尔，其文显而其义明灼易见。”谭德兴师对此评论说：“欧阳修‘据文求义’强调的是直接从诗篇文辞本身的结构中获取作诗之本义。……后来朱熹等人所强调的重视文本涵味的《诗》学方法即源于此。”朱熹是十分强调涵脉文本、分析文本的，《诗传遗说》记载朱熹语曰：“不要留一宗先儒旧说，莫问他是何人所说所尊所亲所憎所恶，一切莫问而唯本文本意是求。”“凡说《诗》者固当句为之释，然亦但能见其句中之训诂字义而已。至于一章之内，上下相承、首尾相应之大指，自当通全章而论之乃得其意。”宋代注重文本解读的《诗》学家的代表人物除欧阳修、朱熹外还有王质，他覃精研思近三十年成《诗总闻》二十卷，其最根本的《诗》学方法就是“熟玩本文，深绎本意”，首先强调对文本的解读。可知，欧、王、朱三家在《诗》学方法的根本点上是一致的，就是强调从文本人手，通过细读文本、涵脉文本寻求《诗》之本义。
　　《正义》则善于通过涵脉诗文的“文势”来解读作品。据蒋方、张忠智《试论(毛诗正义)之“文势”说》一文统计，在三百零五篇作品中，《正义》运用到“势”的概念进行解说的，涉及三十余篇，其中有“文势”、“义势”、“事势”等，而“文势”出现的频率最高。笔者曾论曰：“《正义》以‘文势’解诗，是对诗篇有一整体的观照，着重分析作品的语言结构，通过其间起承转合的呼应关系，为作品作出最有力的阐释，这无疑体现出了《正义》研究作品的修辞表达所具有的深度。”这主要是从修辞研究的角度评判其价值的。从《诗》学方法上讲，其意义正如蒋方、张忠智所言：“孔疏之‘文势’说着眼于诗之意旨与其语言结构的关系，从阐释方法上强调了诗的语言不是孤立的存在，阐释义理非但不能脱离诗的整体，而且要通章意、达辞理，注重语言的表达形式。”
　　比观之，宋人的“据文求义”、“唯本文本意是求”、“熟玩本文”的《诗》学方法，不正是从《正义》继承发展而来的吗?朱熹说：“读书，须看他文势语脉。”在《诗集传》中，朱熹亦多处使用“文势”概念，显见《正义》对他的影响。杨金花指出：“孔颖达以文势解诗的方法，在宋代不但得到了继承，而且还有推广之势。”此乃据实而论。从《诗》学阐释实践上看，《正义》注重对《诗经》作品的篇章结构、章旨以及前后篇章之关系的分析，注意对作品的修辞表达的研究，着眼于“诗人”之意及其内心世界细致的分析和把握，实质上都是宋人强调从“诗”的角度、文学的角度看待《诗》、研究《诗》的先声，其中的影响不仅是明显的，而且还强烈。
　　
　　三《诗》学品格的影响
　　
　　隋唐时代是文化大融合的时代，政治上的开明政策和学术上的南北交融铸就了唐代学术的辉煌。在时代风气的影响下，《正义》总结汉魏晋南北朝《诗》学，对《诗经》作出符合时代要求的权威阐释，奠定了其不可替代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其学术地位和影响的不可替代性，很大程度上须归功于其可贵的《诗》学品格。
　　《正义》是以刘焯《毛诗义疏》、刘炫《毛诗述义》为稿本，广纳众说，增简削繁而成，尽管能够“融贯群言，包罗古义”，疏漏和失误仍然是难免的，故清代学者对它就多有批评。皮锡瑞说：“议孔疏之失者，日彼此互异、日曲循注文、日杂引谶纬。案著书之例，注不驳经，疏不驳注；不取异义，专宗一家；曲循注文，未足为病。谶纬多存古义，原本今文，杂引释经，亦非巨谬。惟彼此互异，学者莫知所从，既失刊定之规，殊乖统一之义。”今人黄焯批评说：“孔氏……凡于毛、郑义有异同，遂多左毛右郑，而于郑玄宗毛为主之本意，反忽而少察矣。其分疏毛、郑也，于郑笺有引而未发之奥，必曲折以达其义。若毛传有难明者，弗能旁引曲畅，辄以‘传文质简’一语了之，或时取王肃说为毛说，意在申毛，而每失毛恉。又笺实申毛，而以为易传；或郑自为说，而又被之毛。遍观全书，其失类此者盖多。至于演经而尝失经意，解序而或乖序旨者，又往往而有。”此皆据实而论，不可否认。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