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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随着时代背景的位移，不同阶段的汉人也相机调整着自己的人生策略和人格表现：西汉初的贾谊，政治以法、儒为主，而人生以庄、老济之，对世俗颇多愤慨，标举高大雄伟的黄鹄、鸾凤、神龙哲学。武帝时的东方朔，其《七谏》表现还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希望修明法度，其人格姿态以进取为向，而列子作为隐士进入，又为其大隐金门哲学埋下了伏笔旧。王褒逢“修武帝故事”的宣帝，外虽颇见侍从优待。内却深感不遇。于是进取之心，借已经形成传统的不遇题材来表现。与国同体的刘向遭遇刘氏宗危，其《九叹》对社会的深思与批判，倾露忧心时政的焦虑，无疑是以仕进为主。扬雄默察时代风云。设计了安命人格。班彪、梁竦等人承之，壮志不就，则退居自娱。总不愿卑琐平庸渡过一生。如梁竦之言：“大丈夫居世，生当封侯，死当庙食。如其不然，闲居可以养志，诗书足以自娱，州郡之职徒劳人耳!”其前句延续了西汉主父偃等人为追求高官厚禄而不惜以身扑火的“飞蛾”人生观，后句则表现了在儒家思想成为意识形态后，经学深人人心，使得读诗书也可成为闲居养志的在世方式，颇具汉代特色。而身处时局日非背景下的王逸，感受着政治的日蹙日窘，却仍不放弃其进取的人生观，受东汉儒学化、经术化思潮的影响，在在处处维持着其儒家的人格典范。因此归纳而论。拟骚体中的汉人以进取人格为主，以退保人格为辅。而这又是合情合理的，毕竟，作为拟骚体模拟对象的屈骚本就有一种执着大地、坚守人格而九死不悔的特征。
　　总之，一部自西汉初年贾谊席卷至东汉后期王逸的屈骚拟写史。乃是一部含有丰富变相的汉人灵魂与屈原人格的对话史。在对话过程中，汉人加强了对社会政治体制、局势的认知。也加强了对自我人格在严酷存在世界中的体认。在承袭坚持中，汉人固守了人类对清明政治的渴望和对高材醇德的标扬，在变换转移中，汉人又不得不贴近依附现实，努力从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和种种黑暗现实的严密夹缝中求物质的生存(政治前途、生命)，求精神的生存(文章、著述、名声)。如所周知，道家、神仙、阴阳五行以及各种民间思想参与了他们人格的艰难转进历程，他们开辟出来的精神之旅，成为后人面对同样人生窘境时的基本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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