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具体表现在：利用传媒推出以民主促民生栏目，使传媒成为多重社会行动主体的沟通平台，提供主体间理性协商、民主互动的路径。这些栏目如：杭州日报的《市民议事广� 贰⒑贾萑嗣窆悴サ缣ㄐ挛抛酆掀德实氖忻褚槭绿
这具体表现在：利用传媒推出“以民主促民生”栏目，使传媒成为多重社会行动主体的沟通平台，提供主体间理性协商、民主互动的路径。这些栏目如：杭州日报的《市民议事广场》、杭州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频率的“市民议事厅”、杭州市电视台综合频道的“民意晒场”、杭州网的“民生在线”等。它们直接介入社会公众民生实践中的利益冲突：资源配置的分歧、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的争端等，导引理性协商；同时保持中立，守护社会良知，倡导社会民生常识，进而使公众在理性中形成一致与共识，实现民生善治。以2007年杭州市旧危房改造工程，光复路148号五楼三住户分卫生间的事件为例；光复路148号是五层筒子楼，工程改造中每层增建两个卫生间，以改善每层住户原公用一个卫生间的状况。五层三住户却因卫生间分配引起冲突：各方因通风、采光、距离远近等理由，不能形成共识的分配方案。三住户所在社区多方努力无果。2008年2月16日，杭州日报推出首篇报道，呼吁公众参与讨论分配方案。此后，杭州报业和文化广播电视集团介入，开辟专栏，组织网上讨论，全面追踪，并为市民出主意、提意见而提供热线电话、短信、网络投票等渠道。连续三周媒体介入，公众借助媒体提供理性方案，促成三家协商，并理性和解。
三、传媒行动与民主民生：公共治理传媒之维建构的杭州经验
杭州市经由现代传媒的实体化功能创新，使传媒能够承担民主责任，关注民生事业发展，进而使传媒成为民生事业发展的公共治理的重要维度，实现传媒的公共价值，促进了民主、民生的共同发展，其中经验值得阐释。
（一）传媒行动之于民主民生的正效应：杭州的成功经验
1.传媒之于民主民生的场域效应。场域“是指各种由各种位置所构成的一系列客观关系所形成的社会空间和网络……”。B20政治社会的过程是由不同位置上的社会行动者，在不同的关系网络中建构起的政治社会行动场域间的互动过程，如政治权力场域、市场权力场域、社会权力场域等；而这些场域之间则形成社会意义与价值取向的争夺态势，进而决定着社会资源与利益的分配方式。以此考察杭州市民生事业发展的公共治理过程，传媒作为社会公众表述、界定社会民生意义的行动空间，发挥社会权力的场域效应：经由“四界联动”，在多重主体介入的过程中，在传媒的场域中所证成的社会民生意义，导向党政系统的政治权力场域的民生决策，使社会资源以公众期许的方式流动，使社会民生事业发展显现民主性特征。
2.传媒之于民主民生的社会交往效应。传媒促进社会资源以公众期许的方式流动，仍然与传媒之于民主民生的社会交往效应相联系。首先，社会生活的意义在社会交往中形成。社会行动者有其自身的行动理性，在理性的行动者之间建构共通的意义与价值取向，则必须建构有效的社会交往模式；B21杭州以传媒导引民主民生的社会行动过程，正显现以传媒交往建构生活意义的效应。其次，交往促进理解、协商与公共行动。各有自利倾向以及社会偏好的社会个体，之所以能够采取一致的公共行动，是因为共同参与、社会交往，在社会主体间建构起理性的正义感与责任感，B22使他们更易于相互理解、妥协与协商，进而采取公共行动。而杭州市现代传媒的实体化功能创新则正是将传媒作为独特的交往场域，使理解、协商成为可能，使民主与民生的公共行动更具有效率。
3.传媒之于民主民生的治理效应。立基于传媒意义创设的场域效应，及其促进理解、协商与公共行动的社会行动效应，杭州市传媒的实体化功能创新承载了公共治理的效应。治理是多重社会主体介入公共事物发展的进程中，多方协同互动、平等合作，进而实现公共事物的善治过程。B23杭州市以现代传媒作为民生实践的民主化行动场域：创设意义与促成社会交往；并使这一场域直接介入民主民生的公共治理过程之中，推动民生事业的健康发展。这一过程中，媒体既是一个中立的社会行动者与社会公众、党政机关、专家学者等形成互动；同时也是众多社会主体平等互动、协同合作的互动空间；公共治理的多重参与、民主责任承担与民生事业关注效用从中生成。
（二）传媒行动之于民主民生效应的局限性：杭州实践的限度
尽管杭州市经由现代传媒的实体化功能创新，承载民主民生的治理功能；然而，作为公共治理的重要维度，杭州的传媒实践仍然有其限度。
1.噪音与强音：场域效应的限度。传媒作为建构社会民生意义的场域，最为重要的是守望社会伦理道义，证成真实的民意诉求，以公开、公正的信息为基础，建构具有公共性的理性表述的空间；亦即，要引导理性的公共运用，摒弃社会民生意义的大众与精英操纵。B24前者在媒体空间中往往表现为非理性的“噪音”，后者表现为强势行动者利益导向的“强音”；两者都将在一定的程度上扭曲真正的社会民生需求，影响符合公共性需求的社会民生意义的创设，因此作为公共治理之维的传媒，必须有过滤强音与噪音的制度机制。而从目前杭州市民主民生的实践来看，四界联动的实践过程对于社会民生的意义创设尽管富于成效，传媒作为一个意义创设的场域尽管具有其实体化功能创新的成就，然而，在杭州市民主民生的实践中，传媒场域仍有待健全过滤“噪音”与“强音”的有效行动机制。
2.公众交往能力的鸿沟：交往效应的限度。传媒作为公共交往场域，创设社会民生意义，证成理性共识、促进理解、协商与公共行动，承载社会治理功能，必须以传媒场域中社会公众平等的交往能力的运用为前提。B25这种平等的交往能力，一面体现于公众的媒介素质，即鉴别、运用传媒信息，参与传媒行动等过程的个人能力；B26另一面体现于赋予公众实际参与媒体行动的路径与条件等方面。对于杭州市而言，尽管传媒作为一种民主民生的制度性要素的功能已得以确立，然而，社会公众之间接近传媒、利用传媒参与民生活动的交往能力仍存在巨大鸿沟，对于社会公众的平等的传媒交往能力的建构，即在公众的媒介素质提升，和给公众以传媒行动参与民生事业创设更好的条件与路径等方面，仍有待改进。
3.制度化的规则体系的互动衔接不足：治理效应的限度。治理是正式与非正式的制度化规则体系相互衔接而促成的，多重社会主体协同互动的社会行动过程。B27这种持续的互动既表现在不同的行动场域中社会主体间持续的互动交往；也表现在各种行动场域中为主体间互动提供保障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化的规则体系间精切的互动衔接。以治理的这一标准来审视杭州传媒民主行动促民生的治理实践，可见杭州实践目前更多的是前一类型的互动；而后一种类型的互动，即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化的规则体系间的互动衔接仍有待整合提炼：如，如何将网络投票、官民对话等媒体行动纳入常规化的决策系统，如何使公众介入民生实践常态化等，仍需要较为复杂的制度化规则改进。这些无疑制约着传媒行动的治理效应。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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