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初到雾都
　　
　　马思聪（1912—1987），汉族, 广东海丰人,我国著名的指挥家、小提琴家、作曲家，于1923年、1931年两度赴法国分别在南锡音乐学院、巴黎音乐学院学习音乐。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转辗于华南、西南各地，在此期间马思聪先后于 1940年2月、1945年1月两次来到迷雾笼罩的中国西南重镇——战时首都重庆，在这里结识了李凌等共产党友人，并得到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人的关心，马思聪在硝烟弥漫，时局混乱的雾都，渐渐明确了他音乐活动的方向，从事着各种以抗日救国为目的音乐活动，用音乐极大地鼓舞了军民的抗日热情，在以重庆为中心的抗战大后方，在民族血脉的创痛和勃动中，垒筑起中国战时文艺复兴式的高岗。
　　
　　二、迷雾中看到光明——与共产党人的不解情缘
　　
　　（一）“洋音乐家”与“土音乐家”志同道合
　　1940年2月，马思聪先生带着妻子和襁褓中的女儿在重庆上清寺住下不久，《新音乐》杂志编辑部的李凌就带着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到马思聪先生家里拜访了马思聪。李凌本以为留过洋的马思聪应该是派头十足、高高在上的大音乐家，但是经过简单的交谈，李凌了解到马思聪对中国民歌情有独钟，他的名作小提琴独奏曲《思乡曲》就是脱胎于一周绥远民歌，而李凌自己曾担任过陕甘宁边区的“中国民歌研究会”主席，因为共同的爱好两人开始畅谈起来，李凌还拿出了自己精心收集的两百多首民歌与马思聪分享心得，相同的兴趣爱好又加上是都是广东老乡两人更是相见恨晚[1]……毫无音乐家派头的“洋音乐家”马思聪让这位来自延安的“土音乐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下，“土洋结合”的两人成为了莫逆之交，之后《新音乐》的另一位编辑赵沨在李凌的引荐下也相识了成为朋友。三人常常聚在一起讨论音乐，从音乐艺术直至谈到民族的未来……
　　“他（马思聪）是我前所未有认识过的一个纯良的音乐工作者，他热情而诚心地关切协助一切音乐活动，而他常常灰心，他对我说：‘我才开始认识到音乐工作中是有两种迥然不同的活动，你们才是真正在工作，你们才是为了众人而工作着’……”这是一封李凌与其友人的通信，从信中不难看出，在那个战争笼罩、时局混乱的年代，当马思聪知道李凌中共党员的身份，不仅没有惊慌没有迟疑，反而向李凌诉说内心的苦闷，探讨自己对音乐工作的理解。音乐，可以是宣传抗日救亡运动的武器，也可以是宴会的助兴工具；可以是鼓舞军民抗日热情的号角，也可以是“商女犹唱后庭花”的伴奏……在之后的道路上马思聪明白了他的音乐不是助兴工具，而是宣传抗日救亡的号角，他要用音乐激励每一个抗日军民的心！
　　（二）周恩来总理眼中的“音乐统战对象”
　　马思聪到重庆参加工作不久，对于周围的一切是茫然的，常常灰心的他看不清楚自己的方向、生活的方向甚至音乐和民族的方向。对于马思聪来说李凌、赵沨的身份仅仅是两名《新音乐》杂志的“编辑”，他并不知道他们是共产党员的身份，更不知道与他们的相识缘于一位共产党领袖人物——周恩来总理。
　　早在1939年9月，周恩来总理在重庆化龙桥八路军办事处约见了李凌，提出音乐方面的统战工作还有所欠缺，“希望李凌做音乐界上层的统战工作”[2]并建议李凌找留法归来的马思聪谈谈，在周总理眼中的马思聪不仅有才华，还有一颗爱国的心，周总理对李凌说起了他眼中的马思聪：“在中国人民蒙受灾难的年月，烽火连天，离乡背井，他写出了《思乡曲》，抒发人民的心声。他的《自由的号声》，也有着鲜明的进步倾向……”。
　　1940年2月，周总理再次嘱咐李凌：“你们一方面以群众音乐运动为主体，同时分出力量来关心音乐界的上层团结工作，扩大音乐的视野。把音乐教育、声乐以外的民族音乐，民族管弦乐，和交响乐事业，作为我国音乐活动的天地。”[3]虽然李凌对这位吃过“洋面包”的音乐家马思聪有自己的顾虑，但总理的一席话不仅促成了他与这位“音乐统战对象”——马思聪先生的相识，让两人成为了探讨音乐，探讨民族未来的挚友，也让他在迷雾中看到了音乐的方向、民族的方向。
　　在周总理对革命统战工作的关心和共产党音乐家的不懈努力下，1940年5月，在重庆嘉陵宾馆的一次晚宴上，周恩来总理紧紧地握住了马思聪的手。在共产党友人以及周恩来总理的关心下，次年（1941年）马思聪完成了具爱国主义色彩的交响乐作品《第一交响曲》，表现了中华民族不可战胜的坚定信念，以及作曲家对胜利的渴望[4]。
　　（三）毛泽东主席亲自接见马思聪
　　如果说马思聪先生第一次到重庆的时候是茫然的，那么当他1945年1月再次来到重庆的时候，已经明确了自己的方向，他不仅得到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二号人物周恩来总理的关心，而且得到了当时的中国共产党首脑人物毛泽东主席的亲自接见。
　　1945年9月2日，日本正式签署投降书,结束了长达8年的抗日战争，由于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已经被逐出中国，国共之争再次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同年8月28日，毛主席不顾个人安危，在周恩来、王若飞两位代表的陪同下，形影单只的来到重庆，与蒋介石展开谈判。
　　毛主席一直很关注国统区的文艺工作者，1945年9月16日紧张的谈判期间，毛主席在红岩村接见了文艺界代表，其中就有马思聪[5]，这也马思聪第二才来重庆了，并于1945年2月举办了多场演奏会。马思聪向毛主席提出了普及与提高的问题，毛主席回应说：“既要有普及工作者，也要有写提高作品的作者，鲁迅先生是一个写提高作品的作者，但如果大家都来 当鲁迅先生，那也就不好办了。”其实毛主席这一番话是希望马思聪这样的大音乐家不仅创作出高品质的音乐作品，但同时也做一些音乐方面的普及工作。这次谈话虽然简短，但是却为马思聪先生的音乐之路指明了方向，在第二年也就是1946年，“他与作家端木蕻良一同创作了大型声乐套曲《民主大合唱》，并在作品中称国民党统治者为‘东方的暴君’”。马思聪不仅看清了音乐方的方向也看清了民族的方向，用音乐作为实际行动表明了政治立场，在之后的人生道路上不仅为音乐事业的普及奉献了一生，也为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