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文的《月食》和《蝴蝶》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异曲同工。小说以伊汝由小八路而记者而“右派”，“文革”后又回报社做记者，并以记者的身份回到太行山区农村来“寻找那些失去的爱”—— “爱是多种多样的，有妞妞的爱，有郭大娘的爱，也有人民群众对于八路军、共产党的爱”——建立叙事构架。反思“党群”“干群”关系是叙事的目的所在。《蝴蝶》《月食》两篇小说都满怀深情地描写了山区根据地人民的淳朴、善良、无私和宽容。当张思远、伊汝、毕竟被错误地发配到社会底层时，秋文、郭大娘、妞妞等作为“人民”的代表给予了他们无私的关怀和温暖。与此同时，艰难的底层生活经历又使他们接通了“地气”，找到了丢失的“魂”和失落的“爱”，找到了自己：
　　
　　张思远没有变，张思远是山里人，张思远就是自己。
　　无论人还是蝴蝶，都是大地的儿子。（《蝴蝶》）
　　作为一个郑重的党，作为一个郑重的党的一分子，我们必须在人民面前把责任承担起来……但我也骄傲，看，人民是多么拥戴我们，就是那些受了委屈的同志，他们仍然一心向着党。古今中外，任何别的党能赢得这样多、这样深的人心吗？这是一个伟大的党，这是一个很好的党。这是一个为中国人民做了远远更多得多的好事的党。虽然即使是这样的党也会犯错误，但我仍觉得一辈子没有白活……不要记恨我们的亲爱的党吧……（《布礼》）
　　
　　不过，这回伊汝没有哭，而是沉思。母亲，大地，人民，安泰，共产党……这一系列词汇在他脑海里转着。
　　只要不生分，那总还是嫡亲骨肉。（《月食》）
　　
　　人生应当有更高的境界，应当有正确的理想、情操，应当有为人民、为党而斗争的是非观念和献身精神。（《天云山传奇》）
　　
　　“本文不是存在于真空中，而是存在于给定的语言、给定的实践、给定的想象中。语言、实践和想象又都产生于被视为一种结构和一种主从关系体系的历史中。所有以集体的名义写作——虽然可能十分狭隘并以自我为中心——的本文制作者们，都是带着这样一种意识写作的，即他们是那些组成社会和文化的大众的特权代言人”[10]。在“归来”小说中，普遍存在着“人民”“党”“国家”“民族”诸种话语内在的融合，这种融合充分赋予了“人民”这一概念道义上的合理性和政治上的合法性，“人民”成为一个不可置疑、不可分析的元话语。作为一种新的伦理样式和评价原则，它以其内部渗透着的革命伦理和政党伦理，标志着正确的政治立场、道德立场，历史的原动力和发展方向。在它面前，个体的人存在的地位、价值和意义是值得怀疑的。
　　许子东在分析“‘文革叙述’中的灾难起因与前兆”时，指出男主人公的灾难起因可以分为三种情况：“男主人公在灾难之前有某种缺点或缺陷”“男主人公在灾难之前被认为犯有过失”“男主人公在灾难之前犯错而不自知。”但这些“缺点或缺陷”主要是性格缺陷或生理缺陷；“过失”主要是家庭出身、生活问题或政治言论错误；“犯错而不自知”中的“错”主要是指某些政治过失、道德过错，如极端化的“革命伦理”“大跃进”等[11]。对于“新时期”初期小说尤其是“归来”小说中的主人公（作为“党”“干部”“知识分子”的形象大多被赋予男性角色）来说，他们把“人民”视为“革命母亲”，他们实际上从来没有离开“人民”。对于“文革”后的写作者来说，个体的性格或心理缺陷、家庭出身、生活问题、道德过错等显然不属于“重大（政治）问题”。小说家把这些作为灾难起因来叙述，更多地是出于控诉、批判的需要。而直接属于“重大（政治）问题”范畴的政治言论错误和政治过失，也不过是证明了“文革”以及“十七年”“极左”路线所造成的国家和民族灾难的荒谬。主人公对自己在灾难中所应承担的责任的反思，并非基于个体所犯的政治错误（尽管他们也有某些政治过失），而是引向“历史”“人民”或“党”的高度（因为这些政治错误大都具有历史和时代的普遍性）。在历史中，个人没有重大政治过失。张俊石可以把责任归之于“四人帮”和不从事“政治学习”的家庭，但教师以及学校教育则似乎没有承担责任的义务，从而没有被纳入叙事者批判和反思的视野（《班主任》）。王晓华和她的母亲可以把林彪、“四人帮”当作伤痕的制造者，把“贫下中农”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视为新生命、新生活的开启者，但作为一名老干部、老党员，作为女儿，他们同样缺乏对自身所应承担的责任的反思与自责（《伤痕》）。当张思远被打成“大叛徒大特务”挨斗时，“他的身份仍然是一个城市的党的委员会的领导人”。尽管“革命群众”提出了很多罪名要打倒他，“但这一切没有作结论，没有定性”，他仍然以一个高级干部的身份按时交纳党费，而且在群众眼里他还是一个好人，仍然是未来建设的领导者、中坚（《蝴蝶》）。伊汝、毕竟则是因为他们坚持人民伦理和家庭生活问题而被错误路线和“极左”政治伦理的执行者被打入底层，他们与山区农民还是“嫡亲骨肉”（《月食》）。王辉凡在土改中间接导致他人自杀，在“大跃进”中加重人民负担，他的“罪行是很严重的，群众对他仇恨极深。如果不是工军宣传队进驻，革命群众早把他打死了”，但正是这些带有“历史必然性”的普遍性错误，使他获得了“重新接近民众的机会”（《洗礼》）。米书记对犯有“右倾”“保守”和其他“错误”的下级和群众通情达理，表现出深挚的情谊，他的犯错是“好人”被“极左”幽灵附体的结果（《黑旗》）。秦慕平将一次偶然的事故处理为“严重的政治事故”，在自己同样因为一次偶然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之后也对自己进行了反省，但这些方针政策方面的“失误”并不能导致他对自己的整体性否定：“是啊！今天对待你的这一套，并非无根无源，自天而降，而恰恰早在你秦慕平本人的所作所为中就露出过端倪啊！如果说，今日的痼疾已到了难于针砭的地步，那么，起始的癣疥之患，不就发生于你秦慕平这块基本健康的肌肤之上吗？……”（《记忆》）章永璘在“食”与“性”极度匮乏的状态下，得到了马缨花、海喜喜、谢队长、黄香久等“筋肉劳动者”和基层干部的帮助与拯救，从而“超越自我”（《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其他主人公也大多是虽然背着“叛徒”“反革命”“走资派”“右派”等罪名却都有着对党、对人民和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无比忠诚的品格。他们是被打击、被下放后为民代言、为民请命的党员、干部和知识分子：背负“叛徒”恶名，以抱病之身流放小镇，却不改革命本色，为百姓看病打抱不平的将军（《小镇上的将军》）；胸戴革命战争纪念章，以行乞所得交纳所在支部十一名党员党费的党支部书记马春堂（《阴影》）；在村子断粮七天时，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挺身而出，私动国家粮库以赈灾的“哄抢国家仓库的首犯”李铜钟（《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为完成神圣的使命而赴汤蹈火的老公安王公伯（《神圣的使命》）；在监狱中与还乡团、流氓头子做坚决斗争的“走资派”“还乡团”“现行反革命”葛翎（《大墙下的红玉兰》）；“反右”斗争中被“开除党籍，戴上右派分子帽子”、1959年被“开除公职”、1969年被定为“反革命”，但为了天云山地区的考察和开发而勤奋学习和工作，为了维护人民的利益而敢于同错误倾向做斗争的罗群（《天云山传奇》）；先是被诬陷为“阴谋以生产压制革命”的“地下黑俱乐部”的头头，后又被诬为“反革命分子”并开除党籍，但在艰难恶劣的环境中仍坚持土壤研究的卢一民（《土壤》）；惨遭政治迫害却始终坚信“乌云会散去，真理会胜利，真正的艺术将会流传下去”并将自己的长笛艺术传给伐木工人之子的老音乐家梁启明（《从森林里来的孩子》），等等。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