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自己的实践感受也证明，词典编纂实践应该在词典学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编纂实践经验也有待进一步朝理论高度上升。倘若我们只局限于Щерба所讨厌的那个意义上的“编词典”，黑龙江大学辞书研究所是不会成为国内同行所赞誉的那个词典编纂与研究的“北方重镇”的。前面提到的《俄汉成语词典》，以今天的眼光看来，多少会显得怪异。硬纸板的封面下署“哈尔滨外国语学院出版”，内里的扉页上却注明是“黑龙江大学出版 ，1959年哈尔滨”。据前言可知，本词典由赵洵同志主编。参加编辑工作的同志有：佟轲、刘耀武、李锡胤。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署名仅见于或者说“淹没”在序言的行文之中，封面却没有。参加翻译工作的有十几个人。参加搜集资料工作的却清一色都是一排外国人的名字。书中没有注明参考书目。看来，极有可能，本词典的条目，是由这些外籍人员直接从相关文献中搜集而后编辑得来的。初版序言的最后落款为“哈尔滨外语学院，1958年9月”。同一页之下仅隔几行的“再版序言”落款却是“黑龙江大学， 1959年1月8日”。这些细节显露出，这是一部“跨时代”的著作。它横跨了黑大校史上由“哈尔滨外国语学院”华丽转身为“黑龙江大学”这两个时代的交汇点。顺便说说，按1975年广州词典会议规划出版的《俄汉成语词典》是1984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该书作为主要蓝本的 Молотков А. И.主编的俄语成语词典则是1962年在莫斯科出版的。上述赵洵主编的成语词典也进入了该书的主要参考书目。
　　如果再仔细阅读一下这篇序言里边的内容，可能更会令人赞叹。序言全篇都是对Виноградов的成语理论的阐述。与许多“例行公事”的词典前言相比，这个序言耐读多了。从中可以看出：前辈学者所走过的路，一直都是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道路。对此，作为后辈人，我们从心底里发出由衷的敬佩。
　　时隔三十多年以后，原属于黑大俄语系的词典编辑室更名为黑龙江大学辞书研究所。在修订刘泽荣主编的《俄汉大词典》期间，以及在后来编写《俄汉详解大词典》与编辑定稿《苏联百科词典》期间，这个研究所不仅出版了以《词典学论文选译》为代表的理论词典学译著，还发表了百篇以上的词典学、词汇学著述。现在已为国内词典学界所熟知的Щерба那篇著名的《词典编纂学一般理论初探》即为该文集的首篇。这里还要透露一个轶闻。这本以介绍国外词典学理论为主的译著，本来是商务印书馆的潘安荣与李锡胤两位先生发起并组织的，但出版时李先生却执意不肯署主编的名，最后以参与翻译的14人的谐音“石肆壬”署名。这种做法，让人想起前面提到的成语词典的署名处理办法。它多少能反映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心态。经过多次政治运动“改造”的知识分子，早已学会了“夹着尾巴做人”。为了避免“追求个人名利”的罪名，甚至不想堂堂正正地公开承认自己的著作成果。今天说来真是令人感慨。好在，历史的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这种做法再也不会为今人所效仿。然而，从另一方面说，当今的学风日下，许多学术不端的事实骇人听闻，许多为传统“读书人”所不齿的行为已经成了司空见惯的现实或“潜规则”甚至“明规则”。两相对照，孰是孰非，何去何从，还真的让人费心思量。
　　为什么要把编词典说成是“坚守”？这与词典工作本身的性质分不开。任何认真的词典工作，总是投入大、要求高、周期长、组织难的学术活动。当年的赵洵，纵然有她那样的资历、地位、影响与人格魅力，但没有一部词典是一帆风顺完成的，更不用说半道流产的了。遇到的阻力来自各个方面，有的甚至牵涉到“路线问题”。这当然有那个特定历史时代的印迹。在人心浮躁、急功近利的当下，在量化管理大行其道的今天，像辞书编纂这种周期长、投入大、要求高的科研工作，已经更不招人待见。人们等不及费这样的慢工夫来打造这样的细活儿。在这种历史语境下，如果还有人有志于从事词典工作，那的确是需要有一点精神与追求的。当年陈原先生说过：“词典不是人编的，词典是圣人编的。”“圣”在哪里？可能包括两点。第一，词典工作要求太高了，又容不得出现错误，不论有多少知识总是不够用。这是凡人无法胜任愉快的事。第二，词典是为众人答疑解惑的，人人都离不开它。词典应该属于公益性的基础文化建设工程。无法按量化原则去统计使用率或引用率，更不会因此纳入个人的社会反响。即使放在案头天天查阅的词典，使用者也未必能说出编者的名字。编词典是要讲点奉献精神的。天下圣人能有几个？当然还是凡人多。仅仅靠个人的精神与境界，不仅难以持久，更不能形成词典工作所需要的规模。说到底，还得有领导的支持，组织的支持。值得庆幸的是：黑龙江大学的历届领导，总的来说，还是支持词典工作的。没有前任校长的支持，不可能完成《俄汉详解大词典》的修订工作。没有现任学校领导的理解与支持，在当今的情势下，也不可能组建起《大俄汉词典》的修订班子。针对目前通行的管理办法对词典工作之不利，前不久主管校长甚至表示要对词典工作这类周期长、投入大、要求高的研究工作，坚持采取“特区政策”。这真的是有利于词典工作持续发展的重要政策宣示，实属难能可贵。
　　3 从词典学到术语学
　　十多年前，辞书研究所开展了较为系统的术语学研究。这无疑是基于词典编纂所开展的词汇研究的一个新拓展。迄今为止已经按时顺利完成了两个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基地的重大研究项目。在此基础上，还开展了具有实效的国际合作。在国内外得到了较好的反响。这对我们是一个鼓舞。但静下心来，当我们翻阅俄国的语言学经典著述，例如Реформатский А.А.的《语言学引论》时，我们发现，该书在词汇学的专章之下，就分明有关于术语的章节。可以说，按俄国的语言学传统，术语研究本来就是广义的词汇研究的应有之义。当年，在修订刘泽荣主编的《俄汉大词典》时，就是按普通词汇与专业词汇划分成两个不同的大组，各自承担不同的任务，分别开展工作的。可惜后来没有来得及及时进行理论上的总结。现在我们所做的术语学研究，在国内算是率先，但就我们二十多年前进行过的大型语文词典与百科词典的编辑工作来说，这个总结已经大大滞后。不过，它依然是沿着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道路迈出的新的一步，只不过步伐间隔的时间长了一点。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