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群体性事件的舆论引导策略。在借鉴西方较为成熟的舆论学、传播学的基础上，在对大量群体性事件经典案例进行剖析之后，国内学者对于如何发挥舆论引导的作用促进群体性事件的妥善解决做了许多开创性的探索，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的赵志立研究员在其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应对重大自然灾害和重大公共安全事件对策研究”中提出，在群体性事件中政府必须掌握一定的舆论引导策略和技巧，努力提升自身舆论引导的能力和水平。党和政府要善于利用手中掌握的媒体资源，建立官方信息发布平台，接受主流媒体的新闻采访，及时公布事件处理结果，主动设置议程，主动引导舆论，形成有利于群体性事件解决的“舆论场”和“影响流”；发挥“意见领袖”的作用是引导和控制社会舆论的重要途径，相关责任部门在应对群体性事件中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要不断发现和寻找“意见领袖”，通过他们影响、改变、约束群体性事件参与者激进躁动的态度和行为；流言、谣言等“噪音流”混淆视听，误导民众，成为群体性事件恶化升级的“助燃剂”和“导火索”，信息公开透明是防止和消除这一毒瘤的不二法宝；群体性事件中的“社会集合行为”具有巨大的破坏性，在一定的条件下还会形成“共振”，造成“雪崩”，避免这一灾难出现的关键在于最大限度地减少群体暗示和群体感染的影响，使人们在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中始终保持理智和清醒的头脑；处理群体性事件，“堵”不如“疏”，建立群体性事件的“泄洪机制”，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加快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建立起连接公众和政府之间信息传达和意见沟通的畅通无阻的渠道。[13]194—197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王君超教授在分析大量案例的基础上，概括总结出了“新媒体格局”下主流媒体必须掌握的几条舆论引导策略，对于主流媒体更好的发挥其“喉舌”功能，促进群体性事件的妥善解决具有很强的参考价值，他的主要观点如下：第一，在观念上，主流新闻媒体必须适应“全媒体编辑部”的新的理念，在群体性事件发生后，通过旗下的子报、子刊、电视台、网站、手机报等一切载体即时发布相关信息，抢占舆论引导的先机。第二，在选题上，主流媒体要正确处理好“大事诉求”与“三贴近”的关系，优先选择那些既是国脉所系又是民生热点的题材，倾听百姓心声，了解百姓疾苦，反映百姓诉求，成为政府与公众沟通联系的桥梁。第三，在议程设置上，主流媒体要更加重视思想理论话题，通过群体性事件的处理，加深人们的法制意识和纪律观念。第四，在版面编排上，变传统的“综合式版式”为导读功能为主的“橱窗式版式”，吸引更多的新闻受众，发挥新闻的“首因效应”。第五，推行“媒体联动”，形成传统媒体、网络媒体、手机媒体、移动媒体交叉融合的多维舆论引导格局，增加新闻的覆盖面，使人民群众盼发展、求和谐、思安康的愿望成为社会舆论的主导声音。[14]27—29
　　三、总体评价与研究前瞻
　　纵向来讲，国内学术界关于群体性事件舆论引导的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研究范围越来越广，理论深度越来越强，科研成果越来越多，社会影响越来越大，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发展局面；横向来看，我们在这个领域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和进步的空间。这种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科研成果数量不多。截止到2012年5月，笔者在中国知网上以“群体性事件+舆论引导”为主题词进行查询，仅找到71篇与此相关的文章， （下转第100页）（上接第89页）0篇与此相关的博士论文。专著方面，关于群体性事件或者舆论引导的书籍很多，但把二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寥寥无几，在仅有的几本专著里面，也是把群体性事件作为突发事件的一种加以论述，针对性不是很强。第二，科研成果质量不高。在已发表的70多篇论文里面，入选2008版中文核心期刊的只有区区数十篇，真正有影响的学术大家的作品数量更少，显示这一领域科研成果的质量有待提高。第三，理论创新不足。国内不少学者过于倚重西方已经成熟的理论，缺乏批判精神，不敢越雷池半步，致使我们在该领域的研究进展缓慢，缺乏新鲜观点，鲜有独创性的发现。
　　深入分析群体性事件不同阶段中的舆情状态及其变化，探求群体性事件和舆论引导的内在关联，对群体性事件舆论引导各方的角色进行定位，建立健全群体性事件处置的舆论引导机制，最终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群体性事件舆论引导模式，是群体性事件舆论引导研究的重点，也代表了该项研究未来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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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赵志立.群体性事件的舆论引导策略[J].西南民族大(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