甄子丹作为主流功夫影星进入大陆观众的视野始自2002年的《英雄》，而真正树立甄在内地市场显赫地位的是2008年的《叶问》。《叶问》在内地市场一举创造2.05亿票房收入，并获多项重要奖项。2011年7月由甄主演的《武侠》上映，内地票房收入达1.72亿。2010年甄接受《南方日报》专访，谈到他的成功之道时表示：“功夫片在进步——把现代性格融入角色，大家就会喜欢。”《叶问》和《武侠》这两部电影都是由甄主演的成功之作，电影中甄的男性形象具有一定的连贯性和较高的代表性。本文选取这两部影片作为对象文本，运用康奈尔男性气质研究理论，考察甄子丹电影形象与内地青少年男性观众性别心理的关系。
　　一、武侠片观众性别心理结构
　　康奈尔的著作《男性气质》为当代男性气质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她将性别视为社会实践的结构方式，强调男性气质的社会建构性以及权力关系在男性气质建构中的核心作用，提出了男性气质四项关系类别理论。这四项关系类别包括支配性、从属性、共谋性以及边缘化男性气质，其中支配性男性气质作为一种性别实践建构在性别权力关系中占主导地位。康奈尔以电影明星为例，指出这些人并不实际拥有权力，但由于他们所体现的文化理想符合权力的需要，而成为支配性男性气质的榜样。当维护父权制的条件发生变更时，旧的支配性男性气质就会被新的模式取代。[1]77康奈尔男性气质理论为本项研究提供了有效的观察视角和分析手段。
　　中国电影网《2007年中国电影产品研究报告》[2]分析了中国内地影院观众的有关数据。报告指出：影院观众年龄层主要集中在15～35岁，约占四分之三；大学本科或大专的观众超过一半以上，高中学历约占四分之一。从性别比例来看，按照影片类型偏好来划分，男性观众对武侠动作片的偏好值比女性观众高出一倍以上。艺恩公司《2008-2009年中国电影观众调研报告》[3]还提供了一项“中国影院观众个人月收入分布图表”，表明月收入3 000元以下的观众占观众总数的73%。根据上述报告提供的信息可以确定，武侠片的影院观众以具有一定文化水平、收入水平相对较低的青少年男性观众为主要群体。那么，这个群体具有什么样的社会心理特征呢？
　　《新周刊》2011年5月一个题为《男人没了？》的专栏就中国青少年的男性气质问题阐发了极不乐观的评价：“男人的精气神没了。”[4]其中有一篇文章这样概括18～30岁的男性：“他们在工作中位于最基层，机会不多，上行受阻。他们是标准的夹心层，没有生活，只有生存。”[5]另一篇文章形象地描述了他们的生存困境：“城市生活本身的压力不断加码……于是早衰、焦虑、抑郁、欲望持续地折磨着中国男人。”[6]这些文章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学分析，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代中国青少年男性的社会心理。
　　如此看来，中国的青少年男性的生存困境确实存在。用康奈尔的话来说，他们面临着“性别秩序的危机”。这种危机与男性气质的社会定义之间存在密切关系。支配性男性气质往往被社会狭隘地当作男性气质的规范性定义，其结果是：只有极少数的男性可以达到规范性标准，大多数男性被排除在男性气质定义之外，处于从属性地位。[1]84《男人没了？》专栏引文对中国男性提出这样的规范性定义：“男人应该是主流价值观的承载者……既有力挽狂澜的勇气，又有恢宏大度的品格。”[4]这样的定义基本把作为武侠片主要观众的这些青少年男性排除在外。大多数青少年男性观众在男性气质关系结构中处于从属性地位，其性别心理表现出的不同程度的男性角色焦虑。
　　二、电影中的男性气质再现
　　《叶问》和《武侠》这两部影片中，甄扮演的人物身份都经历了比较丰富的变化过程。首先，两部电影的男主角出场形象都极为低调。叶问与人切磋武功必紧闭门户，给对手留足面子。他的谦让不是做作，而是出自真性情。咏春拳风格细小绵密，柔中见刚，与他的性格十分相称。更重要的是，影片突出叶问在日军入侵期间为生计逆来顺受的形象，表现的是叶问作为一个下层百姓的生活处境。《武侠》中刘金喜的形象与叶问的形象有较大的差别，不过他的出场更为低调。他是一个外乡人，在本乡娶妻生子，为人老实憨厚。叶问的谦和内敛在刘金喜身上有所显现，不过这是策略性的伪装，并非出自真性情。电影有意掩饰刘金喜的身世，而突出其憨厚、粗陋的形象。
　　面对突如其来的社会危机，两位男主角都选择隐藏身份。两部影片都以重大社会政治危机为背景，以男主角对抗强大外力为主题。叶问所对抗的日军，刘金喜所对抗的七十二地煞，这两股力量都是超越个人的制度化暴力。前者是直接威胁民族存亡的外来侵略者；后者是作为社会政治危机产物的地下黑帮。对于个人而言，这两股外力都过于强大，所以两位男主角都采取隐忍之道，为了隐藏身份，付出重大的代价。叶问隐的是武术世家即潜在对手的身份。他先是逆来顺受、忍饥挨饿，继而隐迹潜逃、流离失所，以期避免正面交锋。刘金喜隐的是叛逃者的身份。他先是隐姓埋名、落户乡野，进而佯装死亡，再而壮士断臂，以期避免冲突和杀戮。
　　最终，黑暗势力进一步逼近，男主角忍无可忍，与外力展开正面交锋。叶问先深入虎穴，以刚健、利落的咏春拳法，痛打日军武士；继而登上擂台，果断出手，击倒日军首领。刘金喜以残损之躯对抗黑帮，与帮主拼死搏斗，最终借天公之力击毙帮主。两部影片都以男主角以暴制暴、解决冲突作为结局。
　　总而言之，两部影片都以抵抗强大外力为主题，甄扮演的男主角都是低调出场，并试图通过隐藏身份躲避危机，最终挺身而出战胜外力，他们的身份经历了从柔到刚的变化过程。在电影的前半折中，他们体现的是从属性男性气质；而后他们挺身而出，展现出刚强硬朗的支配性男性气质。

      　三、电影形象与观众身份策略
　　特纳指出，电影明星具有“符号功能”，他们是“社会典型形象的再现，是不同社会定义相互竞争的产物”[7]3。因此明星往往体现观众的某种心理诉求，并在特定的电影情境中使这种诉求得到想象性的满足。甄子丹形象在一系列武侠片中形成连贯的个人风格，这种风格与电影的高接受度密切相关。
　　低调出场是武侠片表现英雄人物惯用的套路，甄子丹是武打明星，观众对他所要表现的英雄形象有自然的期待。因此低调出场的目的不在于制造悬念，而在于缩短角色与观众的距离。武侠片的主要观众群体是处于弱势地位的青少年观众，面对这样的观众，电影人物唯有保持普通人特质，突出其男性气质的从属性，才能使观众的角色认同得以落实。观众一旦形成角色认同，就可以毫无排斥地体验角色所经历的性别身份转变。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