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整合以上所有“骗”故事的叙事方法是作为介于书面与口头之间讲述方式的系列故事讲述。民间故事之所以在民间广为流传、世代相承，除了故事内容具有深刻的人民性和社会性，还在于故事情节结构具有易讲、易听、易记、易传的特点。对一个个小故事的串联成为了讲述人记忆的脉络，也成为引导听众一步步跟下去的关键。所以，系列故事讲法是典型的口头文学表达方式。而作为是宋明以降文人话本小说创作则融口头艺术和书面文学特点，并有作家个性化和美学追求的具体体现。由前面分析已经看到，李渔《归正楼》的系列故事讲法是有意为之，把“骗”故事进行伦理底线之上的转换以符合审美理想的逻辑讲述出来。“系列故事中的每一个故事都是一个部分，这些排列为谱系的各个部分组合在一起，其意义不是‘简单的部分的相加’，而具有了系列故事整体的意义，‘这个意义大于各部分相加之和’，这个效果必定是出于文人有意为之”[5]。 

　　（二）大小传统观念的差异
上文对“骗”的文人书写和民间讲述作了细致的分析，我们只是看到了文人李渔将“骗”置于伦理道德底线之上的努力，却没有从民间故事中看到民众对“骗”行为的贬斥和将其提升转化的努力。二者对同一题材灌注了两种不同的姿态说明什么？
大传统与官方、小传统与民众，两组概念代表了观念上的两级，前者指的是以都市为中心，社会中少数上层士绅、知识分子所代表的文化;后者指的是散布在村落中多数农民所代表的文化。诚然，汉族民众的伦理思想一直受儒家“仁义礼智信”思想的影响，大传统思想影响并把握着小传统思想的走向和趋势，民众思想不可能成为与正统伦理思想真正的“对话者”。所以“忠孝仁义信”的伦理道德观念也是深入民众内心的。在对待“骗”的问题上，文人李渔不仅通过叙事巧妙地将“骗”合理化而且还在全文贯穿了说教和劝善;而对民众而言，“骗”有两种情况是不附加道德约束的：一种是骗反面人物（如坏人、恶人、贪官污吏等）;一种是出于游戏、戏谑心理。对于前者而言，正确的动机和结果可以抵消行为方式的不当。而后者则与民众特殊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有密切关系。民众具有区分虚构故事与现实生活界限的意识。其乐于将不具有严重后果的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欺骗看作戏谑的恶作剧或玩笑。即使故事中出现了涉及危害生命的事件其也会以特有的世界观巧妙转化。比如张糊弄间接害死了罗锅本应受到惩罚，但由于民间生死轮回思想的影响，使得大多数故事都将阴间看作与阳间并行的一个世界。人是可以穿行在两个世界之间的，只不过到了那边就叫作鬼，走一圈回来了还变回人。民间故事将阴间世界纳入虚构之中，使其与人间构成了一个相通的系统，巧妙地回避了因害人偿命而引起的伦理道德束缚。所以，对于民众来说此类故事的娱乐性占主导，其不想把道德伦理观念强加于仅仅作为娱乐的故事之中。由此而看，小传统不仅反映与遵循了大传统的观念思想，还以其特有的底层民众文化智慧反哺与拓展了大传统的固定意义模式。
（三）“骗”行为与“骗”故事的游戏本质
当剖离表层的叙述形态并将其从所有故事中抽象出来之后，“骗”的本质形态当属游戏之一种。我们对“骗”行为与“骗”故事做两种不同的区别并逐一分析其游戏本质。
首先“骗”行为的施受双方表面上看是骗子和受骗者，但实际上却是骗子自编自演自赏的游戏。骗子一方面是游戏者，一方面是游戏的观赏者。而置于游戏之中的受骗者和行骗策略则是始终存在并参与游戏的“他者”，这个他者可以是相对于游戏者而言的其他参与者，也可以是工具物或者策略观念。游戏者正是与这个“他者”进行游戏，并且“他者”用某种对抗活动来答复游戏者从自身出发的活动。行骗的整个行为过程看似最大的赢家是行骗者，而实际上行骗者也置身并受制于整个游戏规则之中。他可以选择玩游戏但不能选择游戏规则。由此，看似是“游戏者通过他游戏某物而达到他自己特有的自我表现，实际上游戏者按照游戏规则和秩序完成了游戏的自我表现”[6]。
其次，再说包裹并承载“骗”行为的故事。无论是文人作家还是民间大众在创作或流传故事时都会保留自身对故事的态度。二者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自觉地参与并制作文字游戏，后者则是有意识通过故事来传达弱者的生存智慧。李渔兼济作家精锐的文字功底和文学理论家达观的挈领能力，其小说集《十二楼》中每篇均为巧妙构思和意蕴暗指。《归正楼》《合影楼》是其运用智慧推动故事情节的代表，《鹤归楼》更是用“回文”手法反证且摇动基于自然的外指的论述或言说理论，使得文学开始指向自身的内指性。李渔是以自省的文学观念将文字游戏运用到了文学创作之中。其写作就是按照“由自由的严肃所规定的”游戏规则所进行的游戏。与此不同的是，身处社会底层的民众在经济物质地位上处于落后状态。其对抗压迫阶级的一种有效方法就是在精神上寻求优越地位，在道德上站在高于对方的位置以获得生存上的心理平衡。因此民众传述行骗故事在娱心娱乐的同时也体现了一种人性的觉醒和抵抗。
[参考文献]
[1]尤西林.人文科学导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94.
[2]李渔.十二楼[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79-102.
[3]刘俐俐.从我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系列故事叙事看其介于口头艺术和作家文学之间的特性——以凌濛初的《神偷寄兴一枝梅 侠盗惯行三昧戏》为例[J].文学与文化，2012（2）：61-68.
[4]祁连休.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类型研究[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7：59.
[5]刘俐俐.传统文化的智慧与我国白话小说的叙事艺术——以李渔《合影楼》为例[J].南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5）：73-79.

　　[6]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1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