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677/j.cnki.cn65-1285/c.2015.05.14
梁启超曾对儒家哲学的精神实质做出如此判断：“儒家哲学，范围广博。概括起来，其功用所在，可以《论语》‘修己安人’一语括之。其学问最高目的，可以《庄子》‘内圣外王’一语括之。”[1]100-101并认为《庄子》的“内圣外王”不过是《论语》中“修己安人”的另一种表述。[2]6-8梁任公在此明确概括出儒家哲学最高的精神实质，即内圣外王。冯友兰亦在《中国哲学简史》中将中国哲学（主要是儒家哲学）的基本精神概括为“内圣外王之道”，认为中国哲学所求解决的问题是做圣人，即成就“内圣外王”的圣人人格。[3]12牟宗三认为“内圣外王”一语虽然出自《庄子·天下篇》，而以之表达儒家的心愿和理想则最为恰当。所谓“内圣”者，“内在于个人自己，则自觉地作圣贤工夫（作道德实践）以发展完成其德性人格之谓也”;所谓“外王”者，“外而达于天下，则行王者之道也”[4]4。换言之，“内圣”即孟子所言“穷则独善其身”，“外王”即“达则兼济天下”。内圣讲求的是通过道德实践达成圣人般的道德人格，“外王”则是将圣人般的理想人格运用到现实的政治社会中，“内圣外王”试图将伦理与政治结合起来。
“内圣外王”作为对传统中国伦理精神的概括有其合理性和精确性，但其本身又具有历史的局限性，并不能作为一种可以泛化的准则在当今社会毫无批判地加以继承和发扬。对于传统中国，差序格局是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描述，家国同构是一种伦理和政治意义上的概括，古代儒家试图用伦理的“内圣外王”对政治甚至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作出规定。而如此一来，人们在道德层面便拉开差距，在经济生产上失去独立性、积极性与创造力。面对现代化的挑战，传统伦理精神不可避免要迎接新的洗礼。
一、由家庭推及社会的人格差等致使人们注重“内圣”
传统中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原初型农业生产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固定区域的人们不需要频繁地和外界做商品交易来满足生产生活需求。也因此，人们极少将精力放在处理经济活动中交易双方的利害关系上（它有别于古希腊时期的雅典城邦）。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社会，家庭关系是人们主要的社会关系。由于各个地方的生产工具和技术几乎处于同一水平，因此一个家庭农业生产的成果的多少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家庭劳动力的多少和强弱。
在传统中国，作为现实意义上个体的人其身份是在以家族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群体中得到存在和认可的，一个人其本性亦在这样的群体中得以显现。孔子便从人在家庭生活中所表现的孝悌友爱等情感出发，提出“仁学”思想。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言，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这种思想有助于家庭的和谐有序，继而有利于以家庭为核心的整个社会的和谐有序。但是发生在家庭内部的人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平等的，而是遵循论资排辈、尊卑有序、长幼有别这样的天然的差等规则，人们的身份和地位因其所处血缘关系中位置的差别而呈现不平等，人们的一切言行都基于这样的差异和不平等。
从孔子开始，中国的思想家就致力于将伦理的规范推行到政治领域中，最终导致了伦理规范挟制政治议题的现象。因而也最终导致人们之间的关系没有脱离尊卑有序、长幼有别，大至天子与庶人的区别，小至君子与小人的区别，人与人之间无不呈现出差异和不平等。
亚里士多德从当时雅典城邦中人们的现实生活出发，提倡法治和平等，提倡一种城邦政治生活中的正义思想，这是适合于城邦中所有公民（公民主要指其相互关系可由法律来调节的人，除了主人与奴隶和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的正义思想。对比之下，可以发现同处于轴心时代的先秦中国，其社会中的差异和不平等正是基于非法治和非古希腊意义之公民的礼治和亲亲伦理的现实。
人有同时追求差等与平等的内在冲动，但追求的结果并不是差等与平等的同时实现，而只能是两者的交替实现。人们在家庭中最好保持彼此间的差等，即论资排辈、长幼有别，如此才有亲情展露的余地，如此一个家庭才能最简便地实现和睦;若是在家庭中奉行人人平等的同一性准则，那么家庭成员便会各自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而最终走上法庭。一个人作为家庭成员，为了不破坏家庭，便不能在家庭内部寻求人与人之间的平等。
古人云“道德传家，十代以上，耕读传家次之，诗书传家又次之，富贵传家，不过三代”。注重宗法血缘的传统国人，最紧要莫过于传家，这则俗语中透露出来的传统思想可以归结为：人们认为经济和物质层面的富贵始终不是长久的依靠和保障，不能抵抗各种偶然的因素带来的毁灭和落败，唯有精神和道德层面的高尚才能是恒久的，相对于财富层面上受制于太多偶然因素的短暂而难以传世的富裕，为了家族的昌盛，人们更愿意尊奉作为祖先的道德和精神层面的圣人。
人们在道德上追求与圣人的同一，即追求与其祖先所拥有的人格和道德相同一，以弥补在圣人阴影下所承受的差异。在道德领域的最高追求便是实现理想的人格，理想人格的完满实现便是在道德上（内在地）成为圣人或者是君子（如果在立功的方面不能达到，至少要达到立德的目的），这种道德的圣人或君子以祖先的身份为模板和榜样，依旧是建立在差等有别的伦理关系上。作为祖先的道德圣人或君子，其圣明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仁爱”之情来体恤万民，以“仁心”施“仁政”。
二、基于圣人与天下相对立的“外王”试图“平天下”“家天下”
人们在道德上追求与圣人的同一，但是在满足对同一的实现过程中，却同时也产生了与平民百姓之间的差异——一种人格和道德上的差异。“内圣”的真正完成便是达到与“天下万民”相对立的圣人或祖先的形象。“天下”的涵义有很多种，暂且不论其地理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方面的意义，单就其政治学意义而言，以“天下”为视角所开辟的政治体系意味着一种“世界政治制度”[5]57-65，而“天下万民”则意味着超越诸侯国的范围继而是“天下”意义上的民众。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代写代发论文_广州毕业论文代笔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