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正在经历一个现代化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不同群体的分化和变迁成为引人关注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北京市处于产业升级转型过程中，与其他沿海发达省份相比，企业发展呈现出较强的集约化、高端性等特征，加之外部政治文化环境的差异，私营企业发展轨迹和状况呈现鲜明特征。以往对私营企业主群体的研究从对象上看，大多将其融入社会分层的研究中，即作为一种阶层类别进行总体研究，单独对私营企业主阶层进行研究的较少。本文利用2008年-2010年间北京市私营企业调查的相关资料①，引入社会流动、阶层意识与政治参与等阶层属性或变量，对北京市私营企业主阶层进行分析，探讨私营企业主阶层的结构分化与相关阶层属性之间关系，以及三个阶层属性各自的影响因素是什么，为私营企业主阶层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一、几个社会属性的理论和研究思路
　　 （一）社会流动
　　 社会流动是社会成员在社会中位置的变化，包括上升的和下降的社会流动，社会流动是社会结构变迁的具体表现，分析社会流动的原因、过程和结构，可以审视社会结构的变迁机制（李春玲，2005）。长期以来，在社会流动的研究和测量上，有着成熟的方法和思路，以社会分层的角度，包括经济的、社会地位的、权力的、声望的等，以流动的范围看，包括代际流动和代内流动。由于在科层制的社会组织体系中，社会地位与职业建立起强烈的联系，因此，在具体的研究中，大多重视职业地位的变迁，以此为起点，考察个人或群体社会流动的影响因素、过程和结果，发现社会流动的规律和机制。值得注意的是，在稳定的社会体系中，流动的机制是稳定和有秩序的，在剧烈的社会变迁中，社会流动的常规机制被破坏，原有的鼓励或限制社会成员行为的正式和非正式的规范被破坏，社会成员社会地位的变迁快速、迅猛，社会秩序重新建立后，社会结构重新稳定固化，社会剧烈变迁成为社会流动的一种重要途径。
　　 （二）阶层意识
　　 在传统阶级理论不断受到挑战的情况下，“阶级消亡论”的学者认为，随着后工业社会中新社会运动的兴起，基于个人主义盛行下的意识形态多元化，人们更加关注与生活方式、价值认同和社会规范等相关的个人利益、当下情感的表达，传统的阶级或阶层意识无法成为新时代的“行动纲领”（Clark & Lipset，1996；Eyerman，1992；Haferkamp & Smelser，1992；转引自李春玲，2007）。阶层是分化的社会群体，不同群体之间没有对立的利益关系。阶层意识是属于一定社会阶层的人对其所处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的主观认同和认知，是不同阶层的自我认同和区别。阶层意识的形成既有主观原因又有客观因素，对其测量无疑属于主观态度测量的范畴，从对本阶层以及与其他阶层关系的认识程度上，阶层意识是可度量的，分为冲突的、认同的和模糊的（陈占江，2007）。冲突的阶层意识接近于阶级意识，对自己所在阶层的利益、主张和文化的强烈认同，认为本阶层与其它阶层存在根本利益的对立关系；认同的阶层意识是对本阶层的利益、主张和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与其他阶层界限鲜明又稳定共处；模糊的阶层意识则对本阶层的利益、主张和文化认识模糊，出于阶层意识的形成阶段。
　　 （三）政治参与
　　 政治参与表现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通常认为，社会团体或个人能够以多种方式表达和实施政治意图，政治学通常将其作为与政治体制联系起来，分析体制与参与之间的互动关系。本文将政治参与作为因变量，主要考察其表现形式、程度和影响因素。帕里（G.Parry）用方式、程度和质量作为测量政治参与状况和水平的维度，不同社会的人或同一社会的不同人群参与的方式不同，参与程度包括政治参与的人数和频率，参与质量是指政治参与的社会效果，上述框架成为研究政治参与的重要理论。
　　 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拉什（M.Rush）提出个人和政治共同体政治参与的不同等级，由高到低，即担任政治职务的、寻求政治职务的、政治组织的积极成员、准政治组织的积极成员、参与政治集会等活动、政治组织的消极成员、准政治组织的消极成员、参与非正式的政治讨论、选举投票。选举投票被视为“暂时行为”，而（准）政治组织主要包括政党和各种利益集团，在建立政治体制和秩序的社会中，其成员通过加入上述组织来表达立场，维护个人、团体利益，实现政治参与，因此组织的参与性也成为评价的重要要素。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到，个人态度和组织的参与性是考察政治参与的两个主要指标。在政治参与影响因素上，缪巴斯（L. Milbrath）和戈尔（M.Goel）认为,政治刺激、个性特征、政治环境和个人拥有的技能、资源和信仰是影响政治参与的四个重要变量，其中政治刺激是指参与的诱发因素，比如参与讨论和煽动、了解相关信息等，其他概念相对容易理解。
　　 二、变量设计与分析
　　 本研究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客观分层用个人或企业上年度收入、教育程度、参与各类组织、之前的就业单位和职业职务等变量测量，以更好的揭示这些变量与社会流动、阶层意识和政治参与等之间的相互关系。将三个概念进行操作化不仅是统计分析所需，也具有较强的分析价值，即，不同的概念层次构成对私营企业主阶层进行深度剖析的概念基础，分化的程度在不同的类别中是不同的，能够更加精准的对私营企业主的结构和行为之间的关系予以揭示和解释。就研究样本来说，从样本企业上一年度的经营收入和职工数量的散点图可以看出其分布近似正态分布，企业经营状况和规模是随机分布的。
　　 （一）社会流动及其影响因素
　　 对社会流动及其影响因素的测量主要通过考察被访私营企业主之前的就业单位类型和职务进行考察。倪志伟(Victor Nee)等人的市场转型理论对转型时期权力因素和市场因素的转化机制有过深刻的论述，其中存在较大争论的是对转型之后原有的权力精英是否衰落的判断，有学者认为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之后，原有的权力因素在市场经济的体制下难以发挥计划经济中的作用，权力因素在社会分层中的影响力下降；相反，更多学者认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在路径依赖的作用下，原有的权力因素不会衰落，权力精英在市场经济体制依然大有可为，权力因素依然是社会分层的重要影响因素（边燕杰，2002）。
　　 表1和表2显示了受访私营企业主在开办企业前的就业单位类型和担任职务，如表1所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干部”和“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是业主们之前主要的就业单位，比例分别达到了23.4%、31.4%和17.5%。一方面，大多数私营企业主都来自原有的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单位，这与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之后，市场主体多元化密切相关，各行各业的人投身商海，尤其是国有和集体单位工作人员占有较大比重；另一方面，国有和集体单位的工作人员更容易在实现身份的转变，在市场经济下更容易成功，而农村、个体户和其它类型企业工作人员在私营企业主中所占比重较低，这与以往的研究发现吻合。 表1显示了私营企业主在经商之前的就业单位类型，排前三位的分别是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具有很强的计划经济时期路径依赖的特征，如果探讨受访者担任的职务或从事的职业则更能对私营企业主的社会流动轨迹进行细致剖析，同时也能再次验证社会转型时期中权力因素和市场因素之间的变迁和相互关系。如表2所示，党政事业单位中的“一般干部”和“科级干部”的比例最高，达到全部受访业主的20.5%，而行政级别更高（县处级及以上）和一般的技术人员的比例相比较低，前者政治级别高，不会轻易放弃已有政治和社会地位，后者在市场经济中博弈能力稍差。在国有企业，“单位负责人”“技术人员”以及“职员和工人”所占比例较高，达到3成以上，各个职业职务的工作人员比例均较高，这与国有企业改制，以及市场经济下国企效益下滑密切相关，很多人另谋生路。因次，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权力资源更丰富的单位在市场经济中仍然有较强的博弈能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