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哲学承接着两种思想资源：一种是中国本土的思想资源，另一种是西方近现代的思想资源。哲学理论工作者们依据自己对时代精神需求的理解，充分利用着两种资源，致力于艰苦的综合创新工作，并且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
　　
　　一、本土资源
　　
　　对于中国本土的思想资源，现代哲学家肩负着双重的任务：一是清除封建主义的尘垢，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扫清思想障碍；一是提炼体现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合理内核，促使中国哲学实现现代转换。他们首先把重点放在前者，后来则逐渐转向后者。
　　辛亥革命以后，延续数千年之久的封建帝制被推翻，儒学失去了官方的支持，因而也失去了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主导地位，不再拥有独尊的优势，反而成为人们诟病的话题。尽管如此，对于中国现代哲学来说，作为中国文化主干的儒学，依旧是重要的思想资源。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把挽救中国的希望寄托在西学的引进上，并且把传统儒学视为引入西学的思想障碍，形成扬西抑中的倾向。到五四时期，这种倾向演化为“打孔家店”的批孔思潮。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激进派批判传统儒学所包含的封建主义思想因素，无疑是必要的，有其合理的一面；问题在于，他们把儒学完全等同于封建主义思想，全盘否定其正面价值，流露出严重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的情绪。有些人甚至提出一些过火的、不切实际的主张，如废除汉字、把线装书丢到茅厕中去等等，这显然有损于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提升，无益于中国现代社会的建构。
　　正是针对激进派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倾向，现代新儒家思潮开始兴起，对批孔运动形成强烈的反弹。从中国第一代新式知识分子队伍中，走出来一批现代新儒家学者。他们有现代意识和开放意识，认同科学与民主的价值，反对封建主义，接纳现代性，有别于守旧派；他们有民族意识和主体意识，拒斥全盘西化论，摆脱激进情绪的困扰，以理性的眼光和同情的态度看待儒学的价值，努力推动儒学的现代转化，亦有别于激进派。在提升民族自尊心、树立民族自信心、挖掘儒学现代价值等方面，他们是有贡献的。当批孔的风潮平静下来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实证论者也开始重视儒学的正面价值，予以同情的理解，将其作为发展中国现代哲学的重要资源。郭沫若甚至主张把马克思请进“文庙”，与孔子互称“同志”，使孔子的“大同”理想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相互交流，认为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的精华可以融会贯通。实用主义者胡适在20世纪30年代写《原儒》，已经改变一味批孔的偏激态度，试图对儒学做出同情的诠释；到晚年，他已觉察到一味批孔是不对的，放弃“打孔家店”的提法，试图对儒学做出更为积极的评价。他试图以自由主义精神，对儒学加以透视、整理，努力提升中国固有文化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
　　随着独尊千年的儒学在思想理论领域中的失势，儒学以外的中国本土学派，越来越受到现代思想界的重视，并且重新获得了发展空间。有些现代学者试图以佛教思想资源为主调，重构一种中国现代哲学理论形态，于是，涌现出现代新佛学思潮。在新佛学思潮形成过程中，苏曼殊、李叔同等新式知识分子起到了推动作用。由于新式知识分子的加盟，形成了中国近现代特有的居士佛学，僧侣反倒被挤到了后排。在近现代，由于居士佛学的出现，衰微的佛学竟呈现出复兴的态势。在新佛学思潮中，居士佛学无疑在学理上处于主导地位。居士佛学的源头可以追溯到近代。鸦片战争以后，居士杨文会就致力于佛教的复兴与改革事业，创建金陵刻经处、祗洹精舍，开办佛学研究所，吸引了一批从学弟子。但是，居士佛学的长足发展，却是出现在现代。1911年杨文会去世之后，从学弟子欧阳竟无继承了他开创的事业，于1922年在南京创办了支那内学院。欧阳竟无为内学院制定的院训是“师、悲、教、戒”，还撰写了近万字的《内院院训释》。他主讲《唯识抉择谈》，引导学生研习佛教典籍，颇有社会影响。除了欧阳竟无之外，居士佛学的代表人物还有韩清净、梅光羲、王一亭、黄忏华、王季同、吕澂、王恩洋、周叔迦、夏莲居、黄念祖、贾题韬等人，形成比较大的阵容。他们的主要阵地，南有南京支那内学院，北有北京三时学会。除了居士佛学之外，寺僧佛学也有所发展，其领军人物则是太虚。他倡导“人生佛教”的新理念，为复兴佛教、佛化社会而努力奔走。一些现代新儒家学者如梁漱溟、熊十力等人，也十分重视开发佛学思想资源，他们的新儒学思想带有浓重的佛学色彩。
　　儒学失势以后，道家和道教在现代中国也获得发展的机会，形成了重新审视道家和道教的学术价值、挖掘其中有现代意义的东西的新思潮。道家和道教也是现代中国思想界重视的一种思想资源。著名学者陈寅恪对儒、释、道三家做了比较研究，他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儒家虽称格物致知，然其所殚精致意者，实仅人与人之关系。而道家则研究人与物之关系。故吾国之医药学术之发达出于道教之贡献为多。其中固有怪诞不经之说，而尚能注意人与物之关系，较之佛教，实为近于常识人情之宗教。然则道教之所以为中国自造之宗教，而与自印度所输入之佛教终有区别者，或即在此等处也。”五四以来，思想界涌现出一批关注道家和道教学术价值的学者，其中有仙学的倡导者陈撄宁、养生学的弘扬者萧天石、道教文化研究的拓荒者王明和道藏学研究的奠基者陈国符。
　　除了儒、释、道之外，诸子学也受到人们的关注。墨家、法家、名家等都有人做专门的研究，试图做出现代的诠释。不过，这些研究比较分散，没有形成有影响力的思潮。总之，中国现代哲学不是脱离中国文明大道突然冒出来的，而是接着中国传统哲学讲的，儒、释、道仍旧是主要的思想资源之一。不过，现代学者不是照着传统哲学讲的，而是努力体现时代精神、承继中华民族精神，努力寻找新的讲法。他们讲出了现代新儒学、现代新佛学、现代新道家和道教学说。
　　
　　二、西方资源
　　
　　中国传统哲学基本上处在东方的学术话语系统之中，并且以儒、道等中国固有的思想为主要资源。公元1世纪，印度佛教传人中国，扩大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思想资源。它逐渐融入中国固有哲学中，演化为中国佛教，于是，中国传统哲学定格为儒、释、道三

教的格局。三教之中的“释”，已经是中国化的佛教了，并非是印度佛教。17世纪西学东渐，利马窦等传教士来到中国，带来了西方的学术话语，但未造成全面而深刻的影响，未改变中国传统哲学儒、释、道的格局。在雍正年间，随着西方传教士们被赶走，西方的学术影响也就中断了。西方学术话语再次影响中国，那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的事情了。这时，中国社会的发展已经迈入了近代。在中国近代，西方的学术影响主要还是自然科学、社会改造理论等方面，并不在哲学方面。那时哲学尚未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西方哲学对中国全面而深刻的影响，发生于五四时期。从五四开始，杜威、罗素、杜里舒等西方哲学家先后到中国讲学，中国留学生到西方学习哲学，报纸杂志大量刊发介绍西方哲学的文章，在大学开设西方哲学课程，大量西方哲学著作翻译成中文出版。为了使哲学在中国成为一门独立的、成熟的学科，现代学人不能把学术视野再局限于儒释道，必须开发和利用来自西方的哲学思想资源。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