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产生问题的理论综合解释框架(2)

来源:未知 作者:张扬 发表于:2010-10-14 23:05  点击:
【关健词】个人主义;个人利益最大化;激励
科斯、阿尔钦与登穆塞茨、威廉姆森对于交易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因此,交易成本问题的讨论得以展开。当然,交易成本只是企业所有成本中的一种,管理成本、生产成本都影响企业最终成本(见图3)。无论如何,成本概念可

  科斯、阿尔钦与登穆塞茨、威廉姆森对于交易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因此,交易成本问题的讨论得以展开。当然,交易成本只是企业所有成本中的一种,管理成本、生产成本都影响企业最终成本(见图3)。无论如何,成本概念可以作为一个统一的线索把以上四位学者的理论加以串联。
  
  最后一个大的概念是信息问题,信息概念在很多企业理论中没有明确地表达出来,可以说这是一个潜在的概念。对信息概念最直接的使用应该来自于熊彼特与奈特,他们认为企业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市场中的不确定性与风险所导致的信息阻滞,而这些信息阻滞却激励那些乐于寻找信息与预测信息的企业家去创造企业,从这个角度而言,信息是一个深层概念。除了用于描述市场特征以外,信息概念还被广泛用于交易成本的分析之中,这其中尤以威廉姆森为甚;在钱德勒与潘罗斯关于管理与协调的讨论中,信息问题也被涉及。从这里可以看出,信息是个涉及领域非常广的概念,从生产到交易以及其自身的直接运用。因此,“组织形成(进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信息……”(Furubotn & Richter,1991)。
  
  三、结语
  
  企业产生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它并非是个单纯的经济现象,它还渗透着社会、历史、制度诸多因素。因此,很难存在一个理论对这一现象进行完美解释,当然,也很难简单否定任何一种理论对这一现象的解释力。寻找一个综合性的解释框架,其目的并不在于确定一个大而全的理论解释,而是研究与找到诸多理论解释的共性,并通过这种共性把它们的特殊性尽可能地展现在我们的视野之内。
 企业因何而生?尽管是科斯最早明确地提出这个问题,但是在他之前的马克思与韦伯,以及与他几乎同时代的奈特与熊彼特,都曾经密切关注过这个问题。除此之外,继承新古典分析方法的钱德勒,循着科斯的交易成本思路的阿尔钦、登穆塞茨与威廉姆森,以及具有动态与历史视野的潘罗斯与诺斯,都把目光投向了企业产生问题。尽管对于该问题的解释各不相同,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该问题的解释上存在着共性。
  
  一、理论解释的共性研究
  
  面对企业产生问题,无论是新古典经济学还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理论,其研究中都包含一个基本假设,即利益最大化假设。同时,与新古典、新制度研究体系迥异的马克思企业理论,在理论假设上与前者仍然存在着共通性,这足以构成了下面研究分析的必要性理由。
  
  1.同一种假设
  (1)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
  经济学理论解释的基本假设建立在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之上,个人主义以排斥其他分析单位为特征,在对企业产生问题的具体分析中表现为以企业的领导者、决策者与执行者而不是企业本身为分析对象。尽管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在不同的经济理论中表现出不同的形式,但其基础并未发生动摇。在新古典理论之中,个人主义的分析非常单调,人与人之间不存在任何差异,都只是根据市场供需状况去调整自身企业的产量;科斯个人主义分析的重点在于个体对于交易成本的关注;阿尔钦与登姆塞茨在科斯的基础上开始关注人性的弱点,包括搭便车、偷闲、欺骗等等人的自然弱点;威廉姆森把西蒙的“有限理性”理论引入到自己的分析之中,同时进一步分析了个人的机会主义倾向。相对于新古典的“价值中性”的人,阿尔钦、登姆塞茨的“人性本恶”与威廉姆森的有缺陷的人,其他一部分学者则重点挖掘人“好”与“善”的一面。奈特强调企业家愿意承担风险,熊彼特认为某些人会有创新的激情,钱德勒与潘罗斯则着重研究管理人员的管理与协调能力;马克思通过阶级来区别资本家与工人在人性上的差异,韦伯与诺斯则研究文化、宗教、政治、历史进程对人的偏好、目标、目的和想法影响。各种理论解释在方法论上个人主义的价值取向对比如表1所示。
  
  (2)个人利益最大化假设
  在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被确定之后,经济理论进而把个体假设为能够观察到自身利益,并努力追逐自身利益,去实现效用最大化。几乎所有的企业理论都采用利益最大化假设,但这种假设却饱受争议。正如斯蒂格利茨所言:“将个人和企业行为理解为处理最大化问题这种认识在逻辑上都一直被怀疑:个人如何解决这样一种无限期的递归问题;是否值得获取关于是否值得获取信息的信息……”(Stiglitz,1985)。尽管这样,个人利益最大化假设依然没有被放弃。相反,从理论的发展过程来看,这个假设是在不断被修订的。修订的结果是该假设被加以一定的约束条件,这些约束条件包括有限理性与现存的制度结构。有限理性的约束主要表现在信息的获取与分析的能力与成本上,而该能力与成本又由个体所处的制度结构所决定。随着约束条件的增加,个人利益最大化假设的使用简易性在不断缩小,但与之对应,它的适用范围却在不断增加。与新古典理论的传统做法相比,消费选择理论与企业理论之间的两分法被终结,替代之的是将效用最大化扩展到所有的个体选择。因此,言下之意,一个决策制定者,无论他是一个资本主义企业的管理者,还是一个政府官僚、一个政客或者其他什么,都被假定为是在他所处的制度结构这样一种约束下作出自己的选择,并追逐自己的目标。个人利益最大化假设在批评中不但没有消亡,反而更加成熟起来,尽管它的使用难度在不断增加着(如图1所示)。
  
  
  2.同一种逻辑
  从科斯开始,企业理论研究的问题主体与对象主体均发生了改变。问题主体由企业生存转向企业产生;而对象主体则由生产转向交易。科斯认为,事实上不存在无摩擦的市场环境,市场中存在着大量的交易成本,这些交易成本最终会转嫁到企业头上。科斯认为,当交易成本太到消除企业利润时,企业是无法存在的,而企业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它能够减少市场交易中存在的成本,“建立企业有利可图的主要原因是忽视,使用价格机制是有成本的”(Coase,1937)。科斯、阿尔钦、登姆塞茨与威廉姆森认为最主要的约束条件在市场中存在交易成本,其中在后三者的理论中,作为决策主体的人本身所具有的一些特质——搭便车、偷闲、欺骗与有限理性被作为约束条件加人;与此相对应的,马克思与钱德勒对于技术环境及其变迁的分析使其成为一种重要的约束条件;而奈特与熊彼特对于市场环境中不确定性性质的分析使作为市场特质而派生出来的约束增加了一个全新的纬度;最有创见性与概括性的研究来自于韦伯与诺斯,他们从制度整体的角度对约束条件进行描述,其中诺斯还增加了动态分析的纬度,他们使研究本身进一步向真实世界靠拢。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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