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管理学:研究对象\内容与意义(4)

来源:南粤论文中心 作者:吕力 发表于:2010-10-21 09:47  点击:
【关健词】管理学;学科属性;元管理学;认识论
(2)从对管理学知识的检验与确证方面来研究全部管理学知识的体系结构。在知识问题上,当代哲学思潮的特点是不考虑心灵怎样或是否可以真正认识外部世界的问题,而是一开始就预先假定,我们已经以各种方式获得了知识,

  (2)从对管理学知识的检验与确证方面来研究全部管理学知识的体系结构。在知识问题上,当代哲学思潮的特点是“不考虑心灵怎样或是否可以真正认识外部世界的问题,而是一开始就预先假定,我们已经以各种方式获得了知识,并且在任何情况下能去认识这个世界”,从而问题就变成了这种知识的发现和证明的逻辑的问题。
  这一观念影响到各种元理论,具体到元管理学,它的基本问题就不是我们能否获得管理学知识,而是预先假设我们能够认识管理实践,管理学知识可能存在或已经存在,而无论它们以什么知识形式存在。我们的任务是通过描述这种既包含普适性规律又包括特殊的人文艺术因素的知识,是如何在实践中被检验、确证与应用的,从而探查这些不同类型的管理学知识是怎样在管理实践的过程中被逻辑地组合成一个有机的管理学知识体系的。
  众所周知,当前的主流实证管理学早就确定了知识的“检验标准”,这就是形成假设、获取数据、检验假设的一致性等一系列规范的步骤,毫无疑问,如果遵循如此严谨的操作,得到的将是“真知识”。然而,这一套操作可能是获得“真知识”的充分条件,但不一定是“真知识”的必要条件。在管理知识领域,相当多的意会性知识也是“真”的,或者说在一定条件、一定的范围内是“真”的,但是这些“真知识”很难通过如此一套标准。例如,意会性知识在这套操作的起始阶段,即“形成假设阶段”就会有很大的麻烦,意会性知识在很多情况下难以形成表述清晰、逻辑严明的假设。主流西方管理学因为这些意会性知识的麻烦,断然将其排除在主流管理学研究范围之外。主流管理学尽管“主流”,但也只属于管理学研究的一个流派,这样做无可厚非,但如果一定要坚持“主流帝国主义”,将其作为一种通行标准强加到其他研究范式上,则欠妥当。元管理学既然以全部管理学知识为研究对象,就还需要考虑普适性之外的地方性、本土性、个性化的管理知识,根据其在管理实践中被应用的情况,为各类管理学知识确定“真”的标准。
  
  三、元管理学对于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意义
  
  如果管理学是一门纯粹的自然科学,就不会存在本土管理学——本土管理学之所以存在,正在于它是普适与特殊、科学与人文艺术的混合体。假如丹宁布灵(Dannenbring)的观点正确,管理学研究 的目标如果是追求单一的普适性的理论体系,则本土管理学从根本上就是一个错误的命题。因此,本土管理学所以存在、如何存在及其研究方法论正与管理学的学科属性、学科结构等密切相关,而这正是元管理学的研究主题。
  在2009年第二届“管理学在中国”学术论坛上,北京大学巩见刚(2009)提出,管理学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因此管理学研究中发现的规律很难保证有普适性和重复性。华南理工大学张树旺(2009)在《普适性与民族性的真正对话的开始——“管理学在中国”论争的方法论意蕴》中认为,科学主义管理是以实证研究为研究底色,其研究特点是严格的科学性、普适性和逻辑性;人本主义管理学以解决实际管理问题为研究底色,其研究特点是艺术性、民族性和有效性。此双方近20年来(实际上为100多年来——本文注)互为诟病,难以对话,这一学术对立源于“管理学既是科学又是艺术”或者“管理学的普适性与非普适性”的经典命题。
  情境化是著名管理学者徐淑英教授(2008)所首倡的一个概念,徐教授对情境化的定义非常简明:情境化(contextualization)是指将研究置于一定的情境中。徐淑英认为,情境化在管理研究中越来越重要,它是在中国进行本土研究的关键要素。徐淑英教授指出了情境化的4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是决定研究什么,即研究者不仅应该关注已有的(西方化)主题,而且要问一些中国的公司,管理者和员工所特有的或重要的正确的问题。第二种方法是理论的情境化,即将西方理论和假设进行适当的修改使之适用于中国的环境。第三种方法是测量工具的情境化,使在西方环境下开发的构念在中国情境下仍然是有意义的。第四种是方法论的情境化,就是在中国情境下使用新的方法论来观察、记录和分析数据。
  按照学术界的理解,情境化研究有2种典型的范式:情境敏锐性研究(情境嵌入式研究)以及情境特定性研究。显而易见,情境化同时包含了对情境的普适性理解和对情境的特殊性的理解,这两种理解实际上与管理学知识来源的心理发生机制有关,它们又分别决定了本土管理学中的普适属性与人文艺术属性。正如李平教授(2010)所指出的那样,任何本土现象都有共同普适性元素,也有独特新颖元素,而关键在于研究者是否关注到它,如果关注独特新颖性元素,就是本土研究,如果不关注,就是普适性研究,然而“关注”只是一个起点,从“关注”到管理学知识产生的全过程如何?——这是从过程来看本土管理学的产生。从结果来看,这两种研究的结果是截然相区别的吗?它们之间有什么联系?这实际上也是管理学学科体系结构在本土研究中的反映,或者说,它本质上就是一个元管理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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