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变思想是古代诗歌不断取得成就的重要原因，刘勰《文心雕龙》提到：“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其久，通则不乏。”[1]意思是说：文学创作规律是运转不停的，每天要创新它的成就。善于变化才能够持久，善于会通才能不致贫乏。在赵宋时期，杨万里就是一个通变求久的典型。其一生转益多师，承前自新，创“诚斋体”，在赵宋诗歌史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上树立了一个通变革新，自成一家的标杆，可将其诗歌通变称之为“诚斋诗变”。试举杨万里的两首诗并对比分析其中的诗变特征如下：
　　其一：和萧判官东夫韵寄之
　　湘江晓月照离裾，目送车尘至日晡。
　　归路新诗合千首，几时乘兴更三吾。
　　眼边俗物只添睡，别后故人何似癯。
　　尚策爬沙追历块，未甘直作水中凫。
　　其二：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
　　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第一首诗杨万里留存于世的早期少数诗作之一。“裾”、“晡”、“癯”、“凫”等韵字都是“险韵”；“几时乘兴更三吾”中的“乘兴”典出《世说新语·任诞》中的王子猷雪夜访戴逵事“乘兴而来，尽兴而返，何必见戴？”明显还留有江西诗“以文为诗”，追求“险韵”，喜用典故的痕迹。
　　第二首是诚斋诗变代表作之一，全诗全用白描，虚实相生，刚柔并济，构思新颖奇特，语言通俗活泼，风格爽朗轻快。
　　通过以上对比，可以发现杨万里诗歌创作在学习中逐步地跳出了前人窠臼，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诗风特征。严羽在《沧浪诗话·诗体》将之称为“诚斋体”，并作注解曰：“其初学半山、后山，最后亦学绝句于唐人，已而尽弃诸家之体而别出机杼”。[2]将其置于整个诗歌史上与“陶体”、“太白体”、“元白体”、“东坡体”、“山谷体”、“王荆公体”等同列一起，以彰显诚斋诗变在宋代以至整个诗歌史上的意义和影响。进一步结合前面两首例诗，可将诚斋诗变的审美特征和影响具体归列成以下五个方面。
　　一、内容题材取向以宇宙自然，生活场景为主，突破了宋代“以文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传统。诗斋诗变之前，除苏轼主张“随形赋物”之外，宋诗基本上是一种书本学问，宋末刘克庄对此评述曰：“迨本朝则文人多而诗人少。三百年间，虽人各有集，集各有诗，诗各自为体，或尚理致，或负才力，或逞辨博，少者千篇，多至万首，要皆经义策论之偶韵者尔，非诗也。”[3]诚斋诗则突破了这种“尚理致”“负才力”“逞辨博”的损害诗歌审美特质的苑囿，跳出书本学问，转向“物色”、“风光”、“花月”、“山川”、“风月”等“造化精神”式的自然宇宙和日常生活。不仅摆脱离了宋诗普遍的理学认知和心理篱范，更是将山水田园诗创作推向了自孟浩然、王维之后的另一个高峰。正如孙望、常国武在其主编的《宋代文学史》中评说的一样：“‘诚斋体’最基本的创作精神是回归自然……作者不仅善于描写物色姿态，而且善于抉发山水的灵性，为山水写心，展现出自然万物生动活泼的面貌和生命感，并在其中融贯诗人主体的心智性灵，思多奇妙，语多转折，亲切、乐观、轻松、诙谐、不避浅俗，绕有别趣，具有不同于陶、谢、王、孟等人山水之作的独特艺术风貌。”[4]
　　二、艺术风格上讲究“自成文”、“活法诗”，追求诗味，突破了宋诗尤其是江西诗“点铁成金”、“脱胎换骨”审美定势，从传统的理性为诗、美刺诗教转而更加注重诗歌本身的审美规律和艺术独立，注重诗歌的本体地位及审美愉悦，认为“诗已尽而味方永， 乃善之善也”。[5]为此，诚斋诗擅用巧妙的夸张、新奇的比喻、以及艺术的无理之理来创造诗歌的谐趣，如《暮行田间》：“水满平田无处无，一张雪纸眼中铺。新秧乱插成井字，却道山农不解书。”平白落笔，新奇无比，缘情而咏，适性而歌，展现了诗歌本身的闲适纯美意趣。实现了杨万里自已追求的“浏浏焉无复前日之轧轧矣”[6]式的跨越变化。
　　三、诗歌理论上革江西流弊，下启明清“性灵”先声。上革江西流弊，前已有述。下启明清诗“性灵”方面，郭绍虞先生有过明确论断：“近人言性灵说者， 每以杨万里、袁宏道、袁枚三人为言， 这三人诚足为性灵说的代表。”[7]肯定了杨万里发明清“性灵说”的先声。明“性灵”派先驱之一袁宏道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取材山水，语言清新灵动，幽默风趣，颇受诚斋诗影响。至于“性灵”三大家之一袁枚则说：“杨诚斋曰：‘从来天分低拙之人，好谈格调，而不解风趣。何也？格调是空架子，有腔口易描；风趣专写性灵，非天才不办。’余深爱其言。须知有性情，便有格律，格律不在性情外。”[8]公开推崇诚斋，自表诗论脉沿，可见诚斋诗变开明清风气之先，影响之深。
　　总的来说，诚斋诗变一扫赵宋理性文质之诗调，极力张扬诗之本体，在创作主流倾向和艺术审美潮流上引领着当时南宋诗风的转变，上承东坡半山、江西诗派，下启明清两代性灵诗潮，具有独特的承上启下的枢机作用。因此华侨大学教授许总将诚斋诗变称之为“南宋后期诗史的逻辑起点”，是南宋诗歌变革的“最高程度的体现和最为突出的标志”。[9]
　　诚斋诗变不仅有杨万里会通求变，不甘屈己就人而自立门户的个人原因，更是赵宋一代整个社会文化的浸染影响的结果。宋代是历史上极为独特的一个时期，文盛武弱，弱而久存，后人将其文化称之为“宋型文化”。王国维先生曾经在《宋代之金石学》中说：“故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10]陈寅恪先生也有极为独特的关于宋代文化的论断：“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11]宋代一向以“积弱”的面目现世，王国维和陈寅恪先生的却对其有如此之高的评价，其中必含“宋型文化”的独到之处和特殊功力，因此，深处其中的杨万里也必然会受到这种独特文化的作用和影响。具体地说，诚斋诗变的文化成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