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学是由明代大儒王阳明(名守仁，1472～1529年)建构，主导了中国思想界明代中后期一百余年时间，南粤论文中心(WWW.NYLW.NET)对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产生重要影响的儒家学派。不仅如此，阳明学还传到日本，对日本哲学和文化产生过重大影响。作为阳明学核心内容和精髓的阳明学生命观，它是在经历了儒学长期发展和儒、释、道三教高度融合的基础上形成的，代表了传统中国生命观的最终形态，也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生命智慧。当我们把目光投向传统文化、去寻求传统资源时，阳明学或许是我们最好的聚焦点。
　　
　　一、问题与方法
　　
　　要了解阳明学的生命观，一方面要把它置于宋儒生命观的联系中，但更重要的是，必须把它和宋儒生命观区别开。因为，阳明学的生命观和宋儒生命观有着不同的形态。只有在方法论上把两者区别开来，才能将阳明学的生命观清晰地描述出来。为此，在研究阳明学中，笔者主张首先将明代儒学和宋代儒学区别开来，在此基础上再找出阳明学的特质、确立阳明学的地位。
　　我们以前常把宋明长达近七百年的儒学合在一起，称为宋明理学。这当然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宋明儒学有很多共同的东西。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这种一刀切的做法抹杀了宋代儒学和明代儒学之间的重大差异，使许多问题认识不清。实际上，宋学和明学的差异也是很显著的，尤其在生死观上。儒学是生命的学问，生死观是作为生命学问的儒学的核心，因此从生死观的差异来对儒学进行分段是非常合理的。从生死观来看，宋学和传统儒学更为接近，而明学差异更显著。因此，笔者主张把宋明理学分为宋学和明学两种形态。
　　那么，区分宋学和明学的标志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应以阳明学的产生为标志把宋明理学划分为宋学和明学。这样，宋学的时间跨度是从宋代到明代中期，明学的时间跨度是明中期至明末。之所以不以政权更迭为标准，是因为从儒学本身的特征来看，明代前期的儒学，像曹端、薛碹等儒者的学说几乎完全与宋儒无异，他们虽然在政治上属于明代，但学术上划归宋代更为合适。而明中期崛起的阳明学，却和宋学差异甚大。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来看它们的差异。比如说，在人的生存根据上，宋儒是“天理”，明学则是“良知”。宋学是天理流行的时代，明学是良知主宰的时代。所以宋儒的生存根据论和先秦儒学以外在之“天”为终极根据更为接近，而和明儒学以内在“良知”为生存根据相去甚远。再比如说，从儒家实现生命与政治的关系来看，宋儒一直强调的是“得君行道”，而明儒则撇开皇帝走向民间，走“觉民行道”之路。总之，宋学与明学的差异远远大于它们的相同点，因此必须区分研究。
　　区分了宋学和明学后，我们再来看明学究竟何指。实际上，明学就是指阳明学。这当然不是说，所有南粤论文中心(WWW.NYLW.NET)的学者都是阳明学者，而是指阳明学主导着明学，体现了明学的基本精神。
　　基于以上认识，笔者认为，明学是和宋学有很大差异的，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阳明学和宋儒的差异上。要了解阳明学，必须了解它在明学中的地位，并由此进一步了解它和宋儒的差异，以把握其基本精神。这是研究阳明学的方法论前提。
　　
　　二、阳明学生命观的精蕴
　　
　　从生命观来看，作为明学代表的阳明学，虽然是和宋学差异甚大的不同生命观形态，但它又是从宋儒发展而来的，和宋儒的生命观密切相关。因此，要把握阳明学的生命观，必须以宋儒生命观为背景，从阳明学和宋儒生命观的转变中了解阳明学生命观的内涵和基本精神。
　　第一，生存根据论上，阳明学从宋儒以体认天理为中心转换为以证悟良知为中心。我们知道，宋儒的生存根据是“天理”。人的一切行为最后都诉诸“天理”来裁定，可谓“天理昭昭”。阳明学崛起以后，人生行为的最后根据则转变为“良知”。王阳明把“良知”视为“人心一点灵明”，作为生命的主宰，表明阳明学生命观是以“良知”为中心的。生存根据从外在的“天理”转换为内在的“良知”，体现了人的生存根据由重外在约束向重内在自觉的转换。
　　宋学和明学生存根据论上的这种差异和儒学发展的历史阶段有关。宋儒的主要使命是建构儒学的本体论，从而为儒家的道德修养和生命关怀提供终极依据。所以宋学重在体认天理。表现在理论上，宋学思考的主要问题是理与气、无极与太极、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等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是沟通天人的本体问题。朱熹和陆九渊争论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尤极与太极的问题，就是本体问题。宋学之所以气象宏伟，和它以建构儒学本体以沟通天人的理论旨趣密切相关。而明学是在宋儒建构的本体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要旨不在沟通天人而是贯通内外。其主题是证悟良知，即把内心的心性涵养与外在的行为贯通起来，达到知行合一。所以明学思考的主要命题是已发未发、寂感、现成与修证等问题。这与宋学显然是不一样的。宋学的特点是气象宏伟，那么明学的特点是辨析精微。总之，由宋代生命主题向明代生命主题的转换即是由体认天理到证悟良知的转换。
　　第二，修养方式上，阳明学从宋儒注重外求的“道问学”转换为注重内省的“尊德性”。在生命修养方式上，到底是注重求之于外物还是内心自觉，在宋学内部就有争论。这就是在朱熹和陆九渊兄弟之间的“尊德性”和“道问学”之争。这个辩论实际上是人的修行到底是要先求之于外，还是要求之于心?“尊德性”强调求之于心，而“道问学”则强调求之于外。
　　在宋儒，虽有“尊德性”的呼声，但总体上以“道问学”为主要特征，表现出宋儒以求外物之理为途径求证生命的路径。到明代阳明学，则以“尊德性”为主旋律，把生命修养关注的焦点放在内心的良知是否需要修证、如何修证等问题上。
　　第三，生命情调上，阳明学从宋学的重理性、重节制、重控制转变为重感性、重放任、重享受。阳明学虽然也强调对伦理纲常的服膺，但总体上发出重视肉体生命和感性欲望、摆脱过度束缚和节制的呼声，使他们的生命从过度控制和约束中解放出来，获得富于生机的“鸢飞鱼跃”的活泼气象。比如说王艮就大力宣扬“明哲保身”的观念。王艮说：“明哲者，良知也。明哲保身者，良知良能也。所谓不虑而知、不学而能者也，人皆有之，圣人与我同也”。这种把明哲具有保身指向的说法，显然与宋学的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完全相反。宋学主 张“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明学却主张“明哲保身”，表明宋学和明学在生命情调上发生了大的转变。当然，这不是说明学中没有这种道德主张，而是要使这种道德修养更能有助于人的生命实现，而不是成为压抑生命的罪魁。 南粤论文中心(WWW.NYLW.NET)(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