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生死关切上，阳明学由宋儒以生死价值论为核心转变为以生死体验论为核心。宋学和明学的生死关切有很大的不同，宋学重在生死价值论，而明学则重在生死体验论。所谓生死价值论就是人死得有没有价值，具体来说，就是能不能通过“立德”、“立功”、“立言”来获得生命的不朽。人只要能够“立德”、“立功”、“立言”，就死得其所，就是死得有价值，至于心理的生死体验则由此被遮蔽。像文天祥临行刑时的感受，就是典型的生死价值论模式。这种生死价值论会导致多数人生死体验的缺失。
　　到了明代，明儒非常重视内心的生死感受。如晚明的李贽认为，人之死，死于妻儿之手，不值；死于假道学之手，也不值。一切前儒认可、大众接受的生死皈依，在他看来都不可。这表明，他寻找的就不仅是一个生死价值论的问题，还有生死体验的问题。他要尊重自己的生死感受，而只有找到自己内心认同的而不是大家都认为有价值的就行。彭国翔认为明代的生死关切已经上升为儒家的焦点问题。笔者认为这只有从重视生死体验的这个角度来讲才是好理解的。从生死价值和生死态度来看，生死问题始终是儒家的中心问题之一，只是以往的儒者不重视生死的个人化的内心感受而已。
　　宋儒的传统儒学都主张把自己融人家、国、天下，融入天地的大化流行，从中获得生死价值，了却生死问题。这是一种整体意识的产物。整体意识过于强烈会导致生死价值论压制个人的生死体验。只有个人意识的觉醒才能导致个人生死感受体验的强烈。明代则非常重视个人化的生死体验。这是因为明代的个人意识开始觉醒。生死体验是个人的，人人都不相同。我的痛只有我知道，我的生死也只有我能感受。由重生死的外在价值论转变为重生死的内心体验，是宋学和明学在生死关切问题上的主要差异。
　　第五，生命价值的实现途径上，阳明学由宋儒的“得君行道”转变为“觉民行道”。宋儒在生命价值的实现途径上，首先是千方百计赢得皇帝的信任，然后推行自己的主张，走的是“得君行道”的路子。这是和宋代对儒者采取“共商国是”的宽容政策有关的。可以说，宋儒有一个很好的“得君行道”的政治环境。到了明代，情况完全不同。明代不仅许多皇帝昏庸荒政，而且对儒士大开杀戒。这使得“得君行道”的路子在明代是走不通的。在这种情况下，明儒走上了“觉民行道”的路子。
　　王阳明为这种生命价值实现途径的转变创造了理论根据——“致良知”。为了说明他的理论，他首先对经典进行重新诠释。比如，他对《大学》就作出了跟朱熹不同的解释，以此来说明他不同的人生修养路径。《大学》有个“亲民”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朱熹把这个“亲”解释为“新”，王阳明则把“亲”解释为还是“亲”。这个训诂就完全反映了两者的立场。解释为“新”，表明自己是居高临下的，是由上至下贯彻的，走的是“得君行道”的路子。“亲”是内在的亲和，自己跟民众就是平等的，因此有内在的亲和力，走的是“觉民行道”的路子。经典解释的背后正好说明了人生价值实现道路上的不同。还比如说“格物致知”，王阳明的“格物致知”和朱熹的“格物致知”是不一样的，朱熹认为“格”者就也，靠近，接近。王阳明则认为“格”者正也。朱熹的解释还是寻外物。当然可能朱熹本意没那么简单，但在绝大多数人那里他的“格”就是接近外物，然后寻求外物之理。王阳明那么聪明的人认为的“格物”还是格竹子，还是坐到院子里去看竹子。这是一条外在的体认天理的道路，走一条外化、知识主义的道路。王阳明把心里本有的“良知”推广到万事万物，这个才是“格物致知”。这表明，他走的是一条由内向外的道路。在他身上，生命价值的实现道路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从上面的五条转换我们就可以清晰地看到阳明学生命观的基本内涵：重内在、证良知、重感性、重生死体验、生命实现途南粤论文中心(WWW.NYLW.NET)径上转向了觉民行道。这也是以阳明学生命观为代表的明代儒家生命观的基本特征。
　　
　　三、结语
　　
　　阳明学的生命观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形态，它以良知为人的生存根据，以心性内省为为学路径，以重视感性生命为主要特征，注重生死的内心深刻，关怀大众的生命安顿。这种生命形态，既有别于宋明理学中程朱一系的生命观，更有别于道家、佛家的生命观。在地位上，我认为它是中国文化史上人的第二次生命意识的觉醒。第一次生命意识的觉醒在魏晋时期，它是在先秦文化由于重德观念将人消融在天、地和群体中，从而导致个人意识的缺失下发展起来的。阳明学的生命观则是在宋代以来强化伦理纲常导致个人意识丧失下产生的，具有特定的时代气息。
　　概而言之，阳明学的生命观既秉承了儒家生命观的精髓，又自觉汲取异质文化的营养，使儒家生命观达至极致，具有典范性的意义。后儒亦以阳明学生命观为主导，树立和实践自己的生命观。时至今日，阳明学的生命观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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