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大部分研究能够做到批判地研究Lefevere的理论，并提出其理论应该改进的地方，而不是全盘接受；不过也有少数的研究者在吸收了相关理论之后在自己的研究中有夸大文化因素的力量的趋势。
在这些文章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个别研究者还存在没有正确理解Lefevere理论的问题。比如，有的研究者提出，操纵理论没有论及显层操纵问题，即“翻译发起人、赞助人、上级审查当局给予明确的翻译指示或要求, 明示译者不得违背某种意识形态规范, 译文要求符合某种审美情趣。这种操纵出于他人明确的规定或限制, 即为显层操纵。它具有典型的目的性”。（魏家海 2004）但是我们知道，在Lefevere的赞助人理论当中实际上是包含这部分内容的。另外，也有研究者指出，“文学系统内的专业人士, 如批评家、评论家、教师、翻译者自身等；文学系统外的赞助者, 如当权人士、出版商、政党、学术期刊等等, 他们的影响往往来自三个方面因素:经济、地位、 主流诗学”（黄秋蓉2007）。而在Lefevere的赞助人理论当中，这三个要素实际上是经济、地位和意识形态。
　　同时，国内部分研究者对于意识形态和赞助人哪个才是最重要的因素的认识也存在分歧。例如，陈中毅在《赞助人对公示语翻译的影响》当中指出赞助人是最重要的操控因素（陈中毅 2007），而王友琴在《从不同翻译策略看意识形态对<红楼梦>翻译的影响》当中提出意识形态是最重要的操控因素（王友琴 2007）。
　　
　　5 对今后研究的一些建议
　　文化学派和Lefevere的理论为我国翻译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但同时我们也应该冷静地、批判性地看待其理论，并且我们也应该认识到翻译仍然不能脱离原文本而存在，传统的一些“忠实”原则我们也不应该抛弃，如果能将两方面的理论因素结合起来考虑，会更加全面。
　　国内的研究内容大多集中于Lefevere的三个主要的操控因素，而他的理论远不止这三个方面，其他的理论也是具有研究价值的。例如，Lefevere在《翻译、历史与文化论集》当中总共列出了包含三个主要操控因素在内的7种控制译者“改写” 过程的因素：意识形态在形成翻译当中的作用、赞助人的力量、诗学、论域、翻译、语言的发展和教育、翻译技巧，还有中心文本和中心文化。(Lefevere 1992b) 虽然这些因素当中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是最主要的三个因素，但是其他的几个因素也是有一定的研究价值的，而国内的研究者则很少提及。同时，Lefevere的《中西翻译思想》一文，尽管有其不完善的地方，但也为我们了解中西翻译思想的特点和差别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
　　Lefevere的理论为我国的研究者带来了研究的全新视角和灵感，我国的研究者须要做的不仅仅是阐释和应用其理论，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从中得到启发进而提出我们自己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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