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政治传统中，法国社会的阶级对立也是极其严重的。第三共和国的政权是属于资产阶级的，“实际上，自共和国战胜麦克马洪总统之后，在有产阶级与共和国之间一直存在着一个事实上的联盟。这个联盟通过操纵新闻界、资助政治党派以及运用雄厚的资金等手段来影响政府的财政政策，从而控制了共和国”[13]。尽管在1924年、1932年、1936年的大选中，国民议会均出现了左翼多数派，但是他们很快就将不存在，不是因为选民的意见发生变化（在这期间没有进行过选举），而是因为当选的议员在国民议会中所进行的政治交易。“在每一次交易中，他们总是首先批准一个左翼政府，然后转而支持一个右翼政府或者一个温和的中间派政府”[14]。
　　出于对共和国政府血腥＊＊巴黎公社的痛苦回忆，工人阶级一开始对共和国的态度就是疏离的。在此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国民议会对改善工人阶级境况的无所作为、雇主甚至对组织工会的尝试都要表示反对，以及政府动用武力野蛮＊＊工人运动等情况，工人阶级对共和国政府日益不满。而且，法国工人在待遇方面也大大落后于工业时代的最低要求，直到1900年，女工和童工的工作时间才被限制在每天十个小时，而男性工人每天仍要工作十二个小时，只是到了1906年，法律才规定工人每个星期日可以休息一天。与德国不同的是，法国没有进行任何社会保障立法方面的尝试。左派群众不仅对政府的腐化堕落不满，而且对政府在解决自由放任的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方面的鲜有所为不满。这些群众的数量由于城市工人主体的迅速扩大而增长起来。他们在国民议会中没有代表，在议会中他们的利益无人关心。
　　（三）
　　精英阶层的＊＊与无能虽然是许多国家早期民主化的普遍现象，但是对第三共和国来说，这一现象在其后期的存在却是致命性的，它摧毁了共和国的道德合法性。1932年之后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法国更换了六届政府，而且政府部长、国会议员、法官不断涉及金融＊＊案件，其中代表性的是斯塔维斯基案件。斯塔维斯基是一位来自俄国的犹太金融家，时任“巴约内市政信贷银行”行长。该行通过发行股票而侵吞数千万法郎，并以被盗的或伪造的首饰作为抵押，致使数千人破产。1933年底，斯塔维斯基的丑闻曝光，总理硕唐、前总理塔迪厄等一批高官均被卷入，最后导致内阁垮台。斯塔维斯基案件发生后，“一种认为第三共和国的国民议会正在失去或者已经失去治理国家的能力的普遍感觉日益加剧”[15]。
　　在政商勾结方面，共和国政府为企业提供大部分资金、财政补贴与关税保护，反过来这些从政府手中获得利润的特权的企业家和银行家＊＊政界人士。虽然这种事情不是法国才有，“但是它却起到了一种有助于最终破坏第三共和国的社会基础的腐蚀作用”[16]。社会上弥漫着对政府官员、国会议员与企业家的不信任。这些丑闻终生困扰着第三共和国，削弱了共和国领袖及其机构的公信力。“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接连爆出的丑闻破坏了共和政体的基础，形成了注定将在不久之后毁灭共和国的成熟时机”[17]。
　　作为对法国上层阶级一种制衡力量的左翼联盟，在关键时候的表现却是太无知、太糊涂而且太胆小，以致当它拥有宪法所赋予的权利和权力时，却不能就国家的财政危机强行通过一项解决方案。“对于政府濒于破产的边缘，左派同样负有重大的责任”。1924年初，左派本可以依靠自己在国民议会中所拥有的绝对多数来制定必要的法律，以使政府得到所需要的财政收入、控制通货膨胀、遏制资本外逃和普通存在的偷漏所得税行为。但是议会下不了决心，只是发出威胁，什么也没有做，“结果加速了国库的枯竭和货币的疲软，使混乱更加严重”[18]。左翼政府领导人多数是来自小城镇的律师、小业主和农民以及少数思想自由的教授，不具备专业的财政经济能力，如当时的总理赫里欧是一位毕业于巴黎高师的才华横溢的文学教授，擅长演说和文学创作。即使是左翼人民阵线在1936年5月幸运地赢得大选以后，左派也是鲜有大的作为。而且从1938年4月达拉第担任总理后，人民阵线内部开始逐渐分裂，同年10月激进社会党退出，1939年3月社会党退出，人民阵线随之瓦解。“人民阵线之火已经熄灭。它没有强大到足以克服自身的分歧，没有强到足以在工商金融界坚决反对、＊＊报刊恶毒攻击以及中上层阶级极端敌视的情况下站稳脚跟。由于颁布了一系列温和而且是早就应该实施的社会改革法案，这个政府引起了极其广泛的恐慌，可是，它却没有能力证明这些改革措施是正确的”[19]。
　　（四）
　　财政危机与世界性经济危机是第三共和国的催命剂。法国经济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就陷入财政危机，政府无力偿还到期的短期贷款，法郎急剧贬值。普恩加莱在1926年担任总理后，虽然使法国财政状况恢复正常，法郎汇率保持了稳定。但是由于税收增加以及生活费用因物价的上涨而提高，特别是政府债券的价值由于货币贬值而缩小了五分之四，这给中等收入阶层造成了最沉重的负担。“一部分家庭的大部分生活积蓄实际上已经茫然无存。另外一些其收入主要来自固定租金和利息的家庭也陷入了同样的困境。这一时期，有许多殷实的中产阶级公民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无产者”[20]。中产阶级觉得共和国政府欺骗了他们，他们借给共和国的钱，政府却没有兑现连本带息偿还的诺言，而且政府事实上骗走了他们百分之八十的积蓄。在政治上他们没有转向左派，而是转向了极右派，希望得到拯救。 夏伊勒强调：“二十年代中期的财政危机使法国的公众见解还产生了另外一种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将使法国人民进一步分裂，使共和国更加衰弱。”银行家、企业家和商人，甚至包括那些比较富裕的农民和小业主等有产者逐渐相信，左派没有能力治理国家。但是这些有产者却非常自私，不愿意合理分担必要的牺牲，“他们无视现代工业社会中采取某些社会保障措施的必要、无视更公平地分配财富与分摊不断加重的赋税负担的必要。这一时期，除了比较富裕的美国之外，法国在社会福利方面落后于所有其他西方国家；在工资待遇和劳动条件方面，它是所有国家中最差的”[21]。
　　在财政危机的负面影响尚未消退的情况下，世界性经济大萧条又沉重地打击了第三共和国。在经济危机之前，“法国的工人发现自己不能公平分享繁荣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实际工资的增长落后于利润和生产的增长”。在工人阶级看来，“共和国的国民议会和政府似乎已经与雇主和有产阶级勾结起来，将他们排队在法国的社会生活之外。他们正在付出劳动，可是，他们却几乎得不到任何好处或者公民的基本权利”[22]。1936年大选后，社会党政府总理布鲁姆没有通过严格控制黄金和外汇出口的方式来制止影响经济复苏的资金外流，因而使国家的财政状况陷入了一片混乱。由于执政人民阵线在金融改革政策上的分裂，很快导致了布鲁姆政府的下台。“人民阵线的改革实验却使法国陷入了比以往更加严重的分裂状态”。许多上流社会的人对无政府状态感到厌倦，一些人发出了“宁要希特勒，不要布鲁姆”的呼声[23]。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