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政治经济体制衍生出社会公平关系来看公平“革命性”：其一，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保持同步；其二，混合经济衍生的各种社会利益必须有制度性保证其平衡参与政治决策、有体制保障社会各方利益适时处于平衡状态。政府缩小对社会资源的控制，将此“打包”都甩出去，交给市场功能去自由配置，实现社会公平，消除效率的社会结构隐性制约。就是学术界说的“靠市场，不靠市长”体制，这是公平与效率运行的至高点。当然，上去这个制高点难，深化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甩出去”自由市场配置急需的若干社会功能、“轻装”才上去，这就是学术界不常提的“小政府，大社会”轻装运行状态。现在上不去这制高点，将来“社会失衡性体量更大”，提升上去更难；社会不平衡问题钳制社会在低起点徘徊引发的社会不稳定趋势，就无法遏制、无法逆转。
建立一个经济学实证分析模型，从理论上拿出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二者每次改革的“配比”组合，与每次社会改革“操盘量”的大小对应数据，与对持续改革步伐大小的数学分析坐标关系，是正比例？还是负比例？这个模型建起来，对后续社会制度的改革设计和改革步骤的倒计时制，有重大理论意义。邓小平曾说 ‘发展起来遇到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实际上是定性揭示了这一问题，初期启动社会体制改革手术越小甚至怕阵痛回避手术、越是放大后续改革的工作量和难度。
抱着旧体制特殊利益的“坛坛罐罐”，其改革步伐必然是蹒跚的。如果正本清源、科学梳理改革指导理论，只是从思想和理论上清理1966年-1976年十年内乱是狭隘的；必须追溯到1949年—1956年，从当时社会政治体制建筑架构与经济基础对应关系中深挖因素。研究建国初期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的捆绑架构，以及政府组织关系的“收放”动机，对社会生产关系的“收放”效果及对其上有社会政治“捆绑”社会经济体制的“收放”。如此双向可逆思路，基本上能够打通今天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改革的科学发展道路。20多年生产关系严重“板结”、“抱死”不动，社会公平政治化悬高而抽空剔除个人利益，何以产生社会效率？在公平和效率之间，人为制造有狭隘逻辑对立的社会问题，这是源自结束大规模社会关系改造国内主要矛盾转变之后，计划经济（政治控制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经济疏导政治）被“人为”（社会机制不发力）耽误，艰难实行改革开发，启动社会改革，结果还是悲哀地“人为”因素大于机制启动功能，这是必须严肃思考的逻辑背反问题。如何保障国家利益大于个人利益，任何人无特权至于国家利益至上？这是政治体制改革考量的“封顶”原则之一；如何保障国家利益（公有制利益）不侵害个人利益，或不得侵害非公有制利益，实现社会公平，社会运行机制符合“人性”，那么对生产力的体贴，就不会落空，就有机制保障，这是经济体制改革考量的“底线”原则之一。
1992年12月18日邓小平指出“中国发展到一定时候，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也就是说，要考虑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的差距问题。不同的地区总会有一定的差距。这种差距太小不行，太大也不行。”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决议提出，“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政策重心是效率优先，这与当时建立市场经济的中心工作是一致的；2002年十六大首次提出两次分配的不同侧重点。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再分配注重公平，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要求“改革分配制度，理顺分配关系”，要“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2005年十六届五中全会要求，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显然，政府开始倾斜加大社会公平；2006年10月十六届六中全会决议，指示“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加强收入分配宏观调节，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坚决取缔非法收入，促进共同富裕。”有“两头平分，中间扩大”的政策倾向，而这一倾向性政策表述与建国初期农村社会主义改造政策“中间不动，两头平分”何其相似，但是社会效果却今非昔比！2007年10月十七届一中全会首次提出，在初次分配上也要实现公平，显然公平政策再次加重砝码，现实社会公平已是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2010年3月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两会期间，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发言时，把“收入分配差距”和中国“社会稳定”联系在一起，表明中央已经深刻意识到了社会分配改革的紧迫性。
从1993年“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2005年“更加注重社会公平”；2006年10月“两头平分，中间扩大”的政策倾向；再到2010年“改革收入分配差距”，提到国家政治稳定层面；显示政策重心像是游标卡尺在效率和公平之间的自觉移动，反映因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双改”而“激活”社会公平内涵自主变化，适时反应社会关系变化、保持公平的“革命性”。公平和效率的双重实现问题，是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深层推进改革的问题，是社会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
三
政策在公平和效率之间的移动，象开车一样，左右脚哪个重要？用“驾车理论”建立公平和效率关系的“机械化模型”，有益对这一政策问题和实践问题的解决。初学手动挡车，都是左右脚慌忙来回动，不是停车就是抖车，技术熟练后，下意识操作非常简单，重心在右脚上，左脚辅助；自动挡车，左右脚哪个重要问题不存在了，这就是操作“机械模型化”。公平和效率这两只脚，少了哪一个都不行。本文提出掌控公平和效率动态关系的可操作性理论与模型建制——“驾车理论”：重心在右脚上，左脚辅助；效率（车速或经济社会发展）主，公平（利益离合。增加或拆卸社会利益关系）从，主控效率（车速），公平（利益离合）有自动修正机制，像汽车的“离合”一样，适时到位，铺垫“启动某种力量”或摘除“某种超社会负荷力量”，自如“离合”各种力量（利益），社会不至于发生震动或熄火停滞；这是机制大于人的因素掌控公平的机制模型。如果开自动档位汽车，只有右脚控制车速，“离合”已纳入与控制车速自动机械关系，进入机制状态，入自由境界，基本去掉了掌控公平（离合关系）的人为因素，平衡社会各种因素、各种利益都交给机制“模式”操作运行。本文探讨的公平与效率的理论落脚点，在于实现公平与效率的运行机制化，作为公平效率运行机制源头的社会体制，实现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简化互动机制，适时保持和社会关系离散的“自主适应性”控制，这是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深化改革目标。(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