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社会主义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西方左翼运动，如今已成为一种世界性的社会思潮。生态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思想流派，它主张以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以生态文明代替工业文明，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友邻。特别是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以来，大批共产党员和左派人士的加入，强化了生态社会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基调。然而，生态社会主义以“生态”为出发点，在对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进行反思与剖析时，无法超越生态中心主义的基本立场；在对资本主义进行生态批判及建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进程中，羁绊于生态中心主义传统，致使其理论遭遇发展困境。
　　一、生态危机根源论的“一元化”悖论
　　生态危机根源论的“一元化”，即指资本主义化。生态社会主义关切生态环境问题，把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解决作为理论诉求重点，这符合社会的现实需要。但是，它在剖析“生态危机”根源时，不仅将“生态危机”完全归因于资本主义，而且把“生态”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对立化，彻底否定其统一和自我调节的可能性，割裂了实存资本主义与生态社会主义的内在联系。
　　 一方面，生态社会主义对生态危机的因果分析，无论是归咎于“技术的资本主义的使用”，还是归因于资本主义的“异化消费”、资本积累、增长逻辑、生产方式、政治制度或是贪婪自私、控制自然的观念等，总之都是资本主义的。生态社会主义的早期代表马尔库塞就认为，生态危机的实质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危机、制度危机，它是资本主义一切危机的集中表现。[1]法国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家安德烈·高兹也认为，造成现代生态问题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制度，“保护生态环境的最佳选择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超越经济，才有可能实施生态理性。[2]另一方面，线性地、单向度地认为全球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扩张的结果，认为“生态殖民主义”和“生态帝国主义”的实质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态问题的国际转移，因而坚决否定后现代的生态资本主义，其代表人物有福斯特、佩珀和克沃尔等。英国生态社会主义学者戴维·佩珀在谴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殖民主义”行为是生态犯罪的同时，揭示了其资本主义的本原性。他指出：“既然环境质量与物质贫困或富裕相关，西方资本主义就逐渐地通过掠夺第三世界的财富而维持和‘改善了’它自身并成为世界的羡慕目标。”[3]140克沃尔和洛韦在《生态社会主义宣言》中也认为，资本主义的大规模工业化和全球化扩张产生了生态帝国主义，引起了全球范围内的生态危机和社会失范。[4]因此，生态社会主义确信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本性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源，进而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在全球生态危机中具有“原罪”性。只有终结资本主义制度，变革既有的生产关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然而，当代生态危机特别是全球性环境问题是非线性的复合生态问题，它在非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生态社会主义把不同层次、不同质的生态环境问题包括贫困、不安全和浪费等，都归因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性，归因于“无处不在的资本主义”[5]，直接导致了其生态危机根源论的理论偏至，使其理论逻辑演变为只有资本主义才会产生“生态危机”，“生态危机”是区分当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主要标志。这种逻辑不仅背离了生态演替及社会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削弱了理论的科学性和针对性，也直接地影响着生态社会主义对社会变革的主体、动力和道路的选择，成为其背离科学社会主义的逻辑起点。
　　二、社会主义生态危机论的异质同构
　　生态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没有在理论上厘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和发展的不同机理，也没有正确界定“生态”与“社会主义”的关系，而是以“增长极限”范式对世界上社会主义国家的生态危机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践考察，其结果是将关于当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异质同构，认为两者的生态环境问题同根同源，演变的机理也如出一辙。
　　 首先，在指导思想上，生态社会主义认为传统社会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马克思作为一位“生产力主义者”和“人类中心主义”者，他对共产主义的设计只不过是更加扩张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从而完成人对自然的控制。这样，马克思主义与资本主义一样在生态危机中具有“原罪性”，共产主义也无法消除人与自然的根本对立，因此，主张用“生态危机”理论补充马克思主义，用生态社会主义取代传统社会主义。
　　 其次，在危机理论的建构上，生态社会主义认定现实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或者是感染、复制了资本主义，因为社会主义国家“自身衡量进步的尺码，就是富裕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活水平”[6]34。前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失败是因为遭遇了“增长极限”。印度的生态社会主义学者萨拉·萨卡认为，今天的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正在发展一种资本主义的或混合所有的经济”；东欧的社会主义与西方的资本主义，“它们是同一种事物的两个变体，即工业社会的两个变体”[6]3。他还认为：“许多左翼政党已经与资本主义达成了妥协。”[6]2克沃尔则认为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浸染了资本主义的生产主义，这些国家在解决生态问题时也无所作为，而且“第一代”社会主义都不符合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阐释的社会主义本质和内容。他根据《共产党宣言》中关于劳动者的自由联合以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中关于使用价值的观点，阐释了“第一代”社会主义失败的根源在于坚持了资本主义的生产主义，即复制了资本主义的生态缺位弊端。
　　 第三，在实践层面上，生态社会主义批判市场社会主义，认为市场社会主义承认竞争、接受收入不平等，其价值观背离了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不可持续的混合经济。同时，“世界市场与正在扩展的资本全球化所带来的问题，也是市场社会主义者难以应对的”[6]237。因此，生态社会主义不能依赖于实存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建设，而是要以中产阶级或工人阶级为主体，以 “道德”或科技为动力，选择非暴力的自治变革或与此对立的阶级斗争道路。其社会建构的基本思路是：（1）在经济上，实行“破碎的期望的辩证法”，消灭“异化消费”，通过小规模、分散化的生产推进“稳态经济”，建设“守成社会”，反对“经济理性”，坚持“社会—生态理性”等；（2）在政治上，有的学者主张非暴力的改良主义社会变革道路，还有的则主张采用反对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方式，并承认政治变革或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和长期性；（3）在思想文化上，坚持后现代主义、深生态学、新无政府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等多元思想的指导。这种以“稳”与“守”为基本社会特征的建构方案、思想要求等，既背离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又与社会主义的本质相悖，其实施前景只能是生态“乌托邦”。 生态社会主义将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生态危机理论异质同构，并采用了相同的理论研究模式即以“增长极限”范式取代马克思主义范式，导致其在理论上无法正确认识和区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的实质。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