响，至柳州后，望之似木鸡矣。”“木鸡”的境界便是成熟而臻于化境的境界。这些文章在传播的过程中，成为同辈与后进学习的典范，在客观上发挥了文学教育的作用。
　　被贬时期，柳宗元政绩突出。初至柳州，柳宗元叹日：“‘是岂不足为政邪?’因其土俗，为设教禁，州人顺赖。”柳州当地重鬼神而信鸡卜，有祛病杀牲占卜的恶俗：“病且忧，则聚巫师，用鸡卜。始则杀小牲，不可则杀中牲，又不可则杀大牲，……以故户易耗，田易荒，而畜字不孳。”柳宗元利用佛教“事神而语大”的影响禁绝杀牲害农的行为，并“援佛入儒”，在当地传圣人遗教而兴王化之道，让民众“去鬼息杀，而务趣于仁爱。”他还重振府学。重修孔庙，发展教育。在《柳州文宣王新修庙碑》中，柳宗元写道：
　　
　　元和十年八月，州之庙屋坏，几毁神位。刺
　　史柳宗元始至，大惧不任，以坠教基。丁未奠荐
　　法齐时事，礼不克施。乃合初、亚、终献三官衣
　　布，洎于赢财，取土木金石，征工僦功，完旧益
　　新。……卜日之吉，虔告于王灵日：昔者夫子尝
　　欲居九夷，其时门人犹有惑圣言，今夫子代千有
　　余载，其教始行，至于是邦。人去其陋。而本于
　　儒。孝父忠君，言及礼义。
　　柳宗元的为政之道也深得柳州民众的称道：“三年，民各自矜奋，日：‘兹土虽远京师，重等亦天氓，今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则非人。’于是老少相教语，莫违侯令。凡有所为，于其乡闾，及于其家，皆日：‘吾侯闻之，得无不可于意否?’莫不忖度而后从事。”与之前的寥落相比，柳州的面貌焕然一新：“于是民业有经，公无负租，流逋四归，乐生兴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池园洁修，猪牛鸭鸡，肥大蕃息。子严父诏，妇顺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条法，出相弟长，人相慈孝。……城郭巷道，皆治使端正，树以名木。柳民既皆悦喜。”柳宗元之治深得民心。
　　
　　二
　　
　　由于政声颇佳，文名益振，很多同道、后学或与柳宗元通信，或前来求教。永州与柳州因此成为元和时期思想与文学教育、传播的一个重要源地。
　　韩愈与柳宗元虽然政见不同，却同为古文运动的领袖人物。柳宗元被贬期间，二人多次通信，广泛讨论文学与学术问题。韩愈曾介绍韦正卿之子韦珩向柳宗元学习为文之道。韦珩年少名高，学识渊博，“穿穴古今，后来无能和”，与年轻时的柳宗元很相似。柳宗元因此告诫他“不患不显，患道之不立尔”，“此仆以自励，亦以佐退之励足下”。还是在这封信中，他称赞韩愈的文学成就堪比司马迁，远胜扬雄。对韩愈《毛颖传》诙谐戏谑的独创笔法也著专文大加称赞。而在《与韩愈论史官书》中，他又尖锐批评韩愈推诿史官的行为，详尽论述史官一职对于传道者的重大意义。他撰写《段太尉逸事状》并寄给韩愈，希望能够弥补正史中段秀实事迹不足的遗憾，光大“史道”。
　　柳宗元与刘禹锡是政治、文学的同道者。刘禹锡主张文章“以才丽为主”、“似识度为宗”，这与柳宗元“文以明道”的主张一致。柳宗元曾作《筝郭师墓志》，刘禹锡读罢产生强烈共鸣，认为郭师的筝曲：“能令鄙夫冲然南望，如闻善言，如见其师。寻文寤事，神骛心得。徜徉伊郁，久而不能平。”这样的感受是因为他们二人有着共同的身世遭遇与思想情感。在给柳宗元的信中，韩愈认为上天是有意志的，因此能够对人“赏功伐祸”，而柳宗元认为“功者自功，祸者自祸，欲望其赏罚者大谬；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谬矣”。刘禹锡赞同柳宗元的观点，认为：“余之友河东解人柳子厚作《天说》以折韩退之之言，文信美矣，盖有激而云，非所以尽天人之际。故余作《天论》以极其辩云。”柳宗元对此也深表赞同：“凡子之论，乃吾《天说》传疏耳，无异道焉。”
　　柳宗元与中唐著名思想家吕温同为“二王”集团成员，有着共同的政治追求。吕温主张“文为道之饰，道为文之本；专其饰则道丧，返其本而文存”。这也与柳宗元“文者以明道”的思想一致。柳宗元曾有感于《国语》“文胜而言龙，好诡以反伦，其道舛逆。而学者以其文也，咸嗜焉，伏膺呻吟者，至比六经，则溺其文，必信其实，是圣人之道翳也”。于是作《非国语》67篇。“黜其不臧，究世之谬”，但是作成之后却“怏怏然不喜”，因为世之知己并不多，而好《国语》的习气也并不容易改变。只有吕温可以“成吾书者”，或可以光大自己的学说。
　　除了这些同道者，还有不少的后进之士深受柳宗元的影响。柳宗元被贬后，“江、岭间为进士者，不远数千里皆随柳宗元师法”，而“衡湘以南为进士者，……其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凡经其门，必为名士”。如吴武陵，曾坐事流永州，“宗元贤其人。及为柳州刺史，武陵北还，大为裴度器遇。每言宗元无子，说度日：‘西原蛮未平，柳州与贼犬牙，宜用武人以代宗元，使得优游江湖。’又遗工部侍郎盂简书日：‘古称一世三十年，子厚之斥十二年，殆半世矣……且程、刘、二韩皆已拔拭，或处大州剧职，独子厚与猿鸟为伍，诚恐雾露所婴，则柳氏无后矣。柳宗元充分肯定吴武陵的文学成就：“去年吴武陵来，美其齿少，才气壮健，可以兴西汉之文章，日与之言，因为之出数十篇书。庶几铿锵陶冶，时时得见古人情状”。“一观其文，心朗目舒，炯若深井之下仰视白日之正中也。”柳宗元与岳父杨凭的儿子杨诲之也交往甚笃。在《说车赠杨诲之》《与杨诲之第二书》等书信中，柳宗元一再告诫杨诲之做人要圆外方中，借说车而告之以圣人之道，言语恳切，发人深省。
　　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荆州人杜温夫一连三次给柳宗元写信，“书皆逾千言”，并把所作文稿10卷寄给他，请求修改指导。身染重病的柳宗元给杜温夫写了封近700字的回信，告诉他“凡生十卷之文，吾已略观之矣”，进而指出杜文中若干不妥当的观点，甚至一一指出杜文若干用词与文法的不当之处：“所谓乎、与、耶、哉、夫者，疑辞也；矣、耳、焉、也者，决辞也。今生则一用之。宜考前闻人所使用，与吾言类且异，慎思之则一益也。”柳宗元与白衣秀才娄图南的交情也很好。在永州期间，他们常常在一起游山水赋诗文。柳宗元将娄图南引为同道之人：“娄君志乎道，而遭乎理之世，其道宜行，而其术未用，故为文而歌之，有求知之辞。以余弟同志而偕未达，故为赠诗。”在《送娄图南秀才游淮南序》一文里，柳宗元则希望他放弃道教长生之术，笃“行尧、舜、孔子之道”，发挥聪明才智，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此外柳宗元还有《酬娄秀才将之淮南见赠之什》《松娄图南秀才游淮南将人道序》等文。可见二人交谊之厚。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