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程雷，东北财经大学研究生院2009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
　　 保障、政府治理。
　　
　　一、引言
　　
　　1974年4月美国学者A.奥肯（A.Okun）将他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做演讲的资料汇集成《平等与效率》一书出版发行，同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由自由派经济哲学家冯·哈耶克（1899-1992）和瑞典的冈纳·缪尔达尔（1898-1987）共同分享。翌年3月17日缪尔达尔参加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办的诺贝尔奖颁发大会，作为游离在中间道路上的知识分子，缪尔达尔在大会上发言呼吁有良知的世界各阶层富人把他们的奢侈品节省出一部分，向贫困、不发达国家和地区进行捐赠，补助落后地区的人民。
　　而在同时，诺贝尔基金委员会对冯·哈耶克的授奖评价中有这样一句：“在经济学界自亚当·斯密以来最受人尊重的道德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至高无上的地位。”冯·哈耶克早年曾经与凯恩斯在20世纪早期就经济发展和政策走向有过激烈的辩论交锋，最后铩羽而归，从此蛰伏几十年，在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终于可以扬眉吐气。然而即使如此，作为坚持社会福利、国家干预的中间道路支持者的冈纳·缪尔达尔仍然拒绝与冯·哈耶克握手致意！这样毫无绅士风度的见面似乎预示了自由经济学和国家干预政策的面对面交锋。1974年作为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向自由经济学的转折点，事后如果放宽经济史学的视野，我们从1974年的历史拐点会得到哪些启示？
　　
　　二、自由主义在欧洲的历史发展
　　
　　古代雅典人划分为贵族、自由人和奴隶，“公民身份概念为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城邦以及中世纪初期西欧的城市提供了‘文明’治理（Civilized Governance）的基础”[1]。自由主义在古代欧洲文明中代表了一种能够容忍相当程度的不同政见和生活态度的处事原则。当我们处在不受任何约束的自然状态，我们是在享受天赋自由；当我们受到良心和道德的慈悲心指引而遵从某些规则去行善乐施，我们是在享受道德自由；作为公民我们应当遵守由自己参与决定的会议表决，是城市文明后公民权利彰显的自由。在洛克（1632-1704）之前，古典自由主义是哲人追求自己内心世界宁静和永恒真理的一种思考和法律规则，当人类社会脱离蒙昧蛮荒进入到工业时代或城市文明，我们是在履行作为公民的自由。公民社会（亦称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是自由市场交换的货币经济发达以后，人们在技术发展的基础上追求舒适体面的生活而享有的一种生存状况。古典的自由是积极参与，投身到政治自由活动中去并力争有所作为，是古代雅典、希腊、罗马城邦的自由；现代的自由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受到相应保护的自由。自由主义对我们生活的方式的具体影响是：只要在法律层面下不侵犯他人的权利即可自由思想和行动的自由。
　　现代社会的自由主义诞生在欧洲新兴势力与王权做斗争的社会实践中，让·雅克·卢梭（1712-1778）首先呼喊出了：“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2]把自由主义作为一种与王权斗争的指导性思想武器；自由主义曾经作为一种社会改革的指导理论在几个世纪的跨度内鼓舞了欧洲人民的社会实践活动。人身不可侵犯和言论自由以及宪法保障公民权利一直是自由主义追求的目标。如果我们溯及以往的历史，可以看到17世纪的英国“光荣革命”（1688-1689）、18世纪的美洲十三个殖民地人民的“独立革命”（1776）和“法国大革命”（1789）都是以“平等—自由—博爱”为宣传的口号和旗帜，特别是到了19世纪自由主义在欧洲已经深入人心并散布欧洲各个国家，约翰·斯图亚特·密尔（Mill，也译穆勒，1806-1873）是划分群己权界清楚的大师。我们考察其时的欧洲各国，作为“光荣革命”后确立了新教为国教的英国，在牛顿（1642-1727）等科技巨人的思想照耀下，开矿山、兴工业，彼时的英国人口增长率和经济发展速度以及财富积累都是欧洲国家中最快的，它的人口城镇化率在全国都有显著的提高，这再次显示了自由主义和努力竞争、奋发向上的市场资本主义运动是那个时代在英国的特征。同样，自由主义也表现为疯狂的领土扩张、物欲横流和冒险家的时代：“时刻准备着冒险旅行，它能带来丰厚的黄金作为报酬……哥伦布的发现是经济规律的必然结果。”[3] 英国作为新教大本营，正是自由竞争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催生了一批又一批的海外拓殖者，而美洲正好具有吸纳这些移民的能力，所以“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拥有了一片大显身手的广阔天地，欧洲其他列强也从不同角度和地域从美洲大陆得到分一杯羹的利益”[4]，自由主义思想和资本主义资本有机结合起来，配以丑恶的奴隶贸易：1601-1700年有131.7万人被贩运到美洲充当奴隶（不含尚未立国的美利坚）、1701-1810年之间超过605.2万人（包含立国未久的美利坚合众国是34.8万人）[5]。自由主义沦为金钱的奴仆！欧洲资本主义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乃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惊叹自由主义旗帜下的“资本主义在不到一百年的发展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物质财富还要多、还要大”。然而，我们从历史的记载和经验中知道，这些孜孜以求“人权”“公民权利”和“自由主义”的概念里不包括同一片蓝天下的有色人种、奴隶、“贱民”，甚至妇女！这种在自由主义旗帜下配以资本主义的扩张，正显示了它血腥的本能和无限扩张、嗜利如蝇吸血般的本性，如果不加限制的任其无序扩张，它就可以摧毁任何曾经写在它旗帜上的“自由、平等、博爱、人权”。自由主义在资本扩张的历史进程中充当了可耻的急先锋，而且随着远航的拓殖帆船把自由主义的种子播撒到世界各地。
　　自由主义又与市场经济密不可分。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1723-1790）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中明确阐发了这样的观点：“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师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由于他们自利的打算。”[6]被后世奉为自由经济先贤的亚当·斯密观察到了人类分工和市场交换创造国民财富的起源，同样也给后世作为国家责任干预下层经济社会生活留下了深刻的论述：“劳动报酬优厚，是国民财富增进的必然结果，同时又是国民财富增进的自然征候”，而“贫穷劳动者生活维持费不足，是社会停滞不进的征候，而劳动者处于饥饿状态，乃是社会急速退步的征候”[7]。我们从亚当·斯密传世的两本著作《道德情操论》和《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不能读出后代经济学家给亚当·斯密贴的自私利己的标签，亚当·斯密只是客观描述了一种个人利益的情况：“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要达到的目的……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8]相反“斯密从来没有表明他们只受利己主义所驱动；他只是声明利己主义比仁慈、利他主义或殉教更有力和更经常地激发人的动力”[9]。个人有意识的只追求自己的利益，可是在这种天赋本性的指导下，像曼德维尔（1670-1731）在《蜜蜂寓言》（1720）描述的蜜蜂一样：“每一部分都充满邪恶，而整个整体却是一个天堂”——他在不知不觉地同时促进了全体的福利。简言之，这是一种典型的己他两利的状态，我们认为这是亚当·斯密的原意；对于那句流传甚广的名言“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管得最好的政府。政府本身不拥有权利，只负责义务”。不是来自亚当·斯密，而是来自与斯密同时期的托马斯·潘恩（1737-1809）或托马斯·杰弗逊（1743-1826）[10]。彼时北美大陆正与欧洲的母国不列颠争取独立，围绕世袭王国和民主共和的主张展开讨论，先贤所言必有所指，想来与今日诸公挂在嘴边与彼时的意义有所不同吧。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