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形象,是作者依据历史人物的真实,结合民间传说,按照自己的审美理想塑造的一个“贤相”。[1]然而,就在作者以赞美的笔调讴歌这个“古今来贤相中第一奇人”的同时,也有意无意地表现了他的诸多不足。如屡屡在紧要关口的用人失误,伐魏战争中军事才能的欠缺,关羽、刘封死后人情的淡漠等。本文拟仅就诸葛亮用人失误及其原因作一探讨,从而分析这一形象的典型意义。
　　一、对关羽的放纵
　　误用马谡,痛失街亭,导致一出祁山功亏一篑,是《三国演义》里唯一明记于诸葛亮名下的用人不当。然而与此相类的误用关羽,敞开华容道,使必死无疑的曹操安然脱逃。这一更为严重的错误,却被诸葛亮用“夜观天象”作借口,就轻易掩饰了。
　　街亭、华容道皆为战略要地,马谡、关羽都是奋勇请缨,诸葛亮同样在反复强调重要性后又再三叮咛,为了以示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重责,马谡、关羽也同样为了表示誓死不负重托的决心,出师前都立了军令状,而结果同样是失守。不知作者是有意还是无意,这种非常相似的事件,近乎雷同的写法,在整部作品里是绝无仅有的。不同的是,马谡在街亭遭遇的是司马懿率领的专取街亭的20万大军;而关羽在华容道守候的是跟随曹操逃命的、“人马尽乏”的300余骑败兵。马谡是因食古不化、战术不当,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溃败的;而关羽则是在唾手可得的情势下,因一已之私情,放走了“国贼”曹操。按照刘备讨贼除奸、复兴汉室的政治纲领,翦灭曹操应该比攻城略地更重要。依据错误的性质,关羽比马谡更该杀。然而最终的结局却恰恰相反。如果说挥泪斩马谡是诸葛亮执法严明的表现,那么,对关羽不加任何责罚的不了了之,就是他殉私枉法的明证。
　　更为不幸的是诸葛亮并未从这一事件中汲取教训,再一次误用关羽守荆州。
　　荆州,是《三国演义》所描述的中心战场,孙、刘为此长期明争暗斗,曹操也从未放弃吞并之心。所以刘备在攻守兵力的配置上,留守荆州的将士远比攻取西川的人马精良。然而,当庞统战死,刘备求援时,诸葛亮却带走了张飞、赵云,只留下关羽守荆州。对这一事关重大的人事安排,小说交待得很清楚,“孔明将玄德书对众官曰:‘主公书中把荆州托在我身上,叫我自量才委用。’”(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下注同)卷十三第六节《张益德义释严颜》)当然,由此造成的恶果,他也难辞其咎。虽然诸葛亮在移交荆州印绶时,曾语重心长地教给关羽“北拒曹操,东和孙权”的八字原则,可是当关羽一步一步违背他为蜀汉制定的“联吴抗曹”的基本国策,破坏他亲手缔造的孙刘联盟时,他不但不加以制止,反而出谋定计,以迎合关羽的义气用事。发展到关羽痛斥诸葛瑾,辱骂孙权,他才意识到“荆州危矣,可使人替关公回”。但是在荆州频传的捷报里,他又转“危”为安,结果导致荆州失守,关羽殉难。随之而来的张飞遇害,黄忠战死,彝陵兵败,刘备驾崩,都是荆州毒藤上结出的苦瓜。表面看来,蜀汉集团的由盛而衰的直接原因是伐吴兵败,而究其深层原因,当是诸葛亮的用人失误。
　　二、对李严的姑息
　　诸葛亮六出祁山,屡屡在军事上处于优势的情况下,反而陷入困境,而司马懿常常在损兵折将的不利情势下,仅凭“坚守不战”的消极战术,却使整个战局由被动变为主动,迫使蜀军放弃好不容易攻占的城寨,无功而返。究其原因,主要是蜀军的粮草不济。对此,诸葛亮有非常清醒的认识,“吾病,乃无粮耳,利在速战。今彼坚守,吾病兴矣”。(卷二十第五节《孔明遗计斩王双》)为此,他也想了不少办法,如不失时节的陇上抢收,改进运输的木牛流马,立足长远的渭滨屯田等,但是这一长期困扰他的制约因素,始终未能从根本上消除。详察其故,原因有三,一是连年攻伐,“而使国内受其荒残,西土苦其役调”。[2]无粮可筹。二是伐魏的主要战场全在山区,道路险阻,运输困难。三是用人不当。诸葛亮安排在后方筹集粮草的是李严,军中掌管粮草的是杨仪,他们二人始终未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尤其是李严,应负主要责任。在六次伐魏战争中,有三次退兵的直接原因是李严筹粮不足或运粮延时所致。尤其是建兴九年五出祁山,正当蜀军兵胜得势之时,李严因筹粮不足,竟谎报军情,迫使诸葛亮兵退汉中。又“妄奏后主曰:‘军士粮草,已办不乏,丞相回师,必顺魏也。’”(卷二十第五节《孔明遗计斩王双》)为了掩饰自己的过错,不惜害人误国,李严罪不容赦。然而,回顾李严的变质过程,诸葛亮有推卸不掉的责任。“李严事件”后,诸葛亮在奏表中有这样一段自述:
　　自先帝崩后,平(李严改名为平)所在治家,尚为小惠,安身求名,无忧国之事。臣当北出,欲得平兵以镇汉中,平穷难纵横,无有来意,而求以五郡为巴州刺史。去年臣欲西征,欲令平主督汉中,平说司马懿等开府辟召。臣知平鄙情,欲因行之际逼臣取利也,是以表平子丰督主江州,隆崇其遇,以取一时之务。平至之日,都委诸事,群臣上下皆怪臣待平之厚也。正以大事未定,汉室倾危,伐平之短,莫若褒之。然谓平情在于荣利而已,不意平心颠倒乃尔。[2]
　　从表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信息:(1)李严由“安身求名”的“鄙情”到害人误国的罪行,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2)诸葛亮对李严的“荣利”之举不但不“伐短”,反而“褒之”,并满足其欲壑,这样姑息、纵恿,是李严变质的催化剂。(3)李严的小人之形早已毕露,诸葛亮非但没有鄙弃,反而加以重用。对这种私欲重于国事的小人委以关乎北伐成败的重任,其用人失误显而易见。由是观之,造成“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悲剧结局,除却当时魏蜀国力强弱使然外,亦颇有诸葛亮作茧自缚之讽。
　　三、对魏延的诬害
　　如果说对关羽、李严,诸葛亮只负用人不当之责,那么对魏延,孔明则有诬害之嫌。
　　在《三国演义》里,当魏延救黄忠,杀韩玄,献长沙,带着厚重的见面礼投奔刘备时,诸葛亮一见,便“喝令刀斧手,推下斩之”。其理由是:“食其禄而杀其主,是不忠也。居其土而献其地,是不义也。吾观魏延,脑后有反骨,久后必反,故先斩之,以绝祸根。”(卷十一第六节《孙仲谋合淝大战》)依照诸葛亮的“忠义说”,三国乱世中该杀的叛将何止百千,仅就蜀汉而言,除了关、张等少数的几个人外,绝大多数都可入“不忠不义”之列。而魏恰恰不在此列。刘琮降曹后,他就决计投奔刘备,只因“自襄阳赶刘玄德不着”,才暂入长沙栖身。他要事奉的主人本来就不是“残暴不仁,轻贤重色”的韩玄,而是“仁德之人”刘使君。以此作为杀魏延的理由,显然是有困难的。那么,剩下的只有“脑后有反骨”这一荒唐而无稽的罪名了。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