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宗教文化在北洋时期的大发展(2)

来源:南粤论文中心 作者:李储林 发表于:2010-08-25 11:13  点击:
【关健词】北洋时期;宗教文化;发展
近代以来,儒家文化在多重危机面前,为什么没能通过创造性的转化而达到衰而复振呢?原因可以找到很多,如西学的冲击、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对儒家文化的猛烈批判,但最根本的原因,还存在于儒家文化自身,即儒家文化的根本终极

  近代以来,儒家文化在多重危机面前,为什么没能通过"创造性的转化"而达到衰而复振呢?原因可以找到很多,如西学的冲击、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对儒家文化的猛烈批判,但最根本的原因,还存在于儒家文化自身,即儒家文化的根本——"终极关怀"上。儒家文化的终极关怀也即顾炎武所谓的"三代之治可复",亦近于孟子所谓"王道"仁政。但是,历史证明: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与自由、科学、民主观念相比,儒家所提倡的"内圣"、"外王"之道已经明显落后于时代的脚步,在西学的冲击之下节节败退。另外,"北京政府"的"走马灯式的变换"也导致了"传统信仰的崩溃和思想界的'真空'",因为这种"走马灯式的变换"是与暴力、阴谋、欺诈等联系在一起的,缺乏"王统"合法性的政治资源,更加加快了传统信仰的崩溃。
 在剧烈的历史动荡与社会变迁面前,深重的民族和社会危机逼迫人们去思考,去寻找救国救民之道,去探求新的"终极关怀"。在传统农业社会走向现代化的转折关头,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没有新的"终极关怀",就不可能提供新的社会认同,也就不能凝聚起普通民众这盘散沙,形成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对抗外来强敌;没有新的"终极关怀",也难以提供有效的价值参照系,从而把握中国未来发展的路向,解答乱世中人的生存意义问题。正如梁启超所言:"对内的厌弃愈炽,对外之求索愈烈。"[13]
  三、宗教文化界有识之士的"革新"之举
  由于时代所给予的机遇以及宗教文化自身发展的主观要求,特别是在诸多外界因素的挑战之下,宗教文化走上了在厄难中发展的道路。宗教文化界"有识之士"的"革故鼎新"之举,无疑是这一时期宗教文化能够在急剧动荡的社会环境下得以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
  以佛教为例。清末民初,全国虽有僧尼数十万,但大多是徒有虚名,且普遍存在着"三滥"现象:滥收徒众、滥传戒法、滥挂海单。这种状况引起了佛教界有识之士的担忧,促使其"以革命的态度,批判中国传统佛教的消极面和佛教现实的弊病","革故鼎新"[14]。首先,提出教理、教制和教产"三大革命",对佛教进行全面改革,力求适应时代。其次,成立宗教团体,结束一盘散沙的局面,壮大自身实力,如1912年成立"中华佛教总会"、1918年创立"觉社"、五四运动前后组织"佛化新青年会"等。各团体"多有刊行杂志","兼通僧俗两界消息"[15],上述所举之宗教团体就有《觉社丛书》和《佛化新青年》刊行。最后,创办专门的教育机构。最早的培育僧伽和佛学人才的专门学校,是1903年设立的湖南僧学堂。北洋时期又先后创办了华严大学、观宗学社、法界学院、天台学院、支那内学院、武昌佛学院等,其中尤以后两者最为著名。此外,这一时期居士对佛教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中以欧阳渐为最[16],其在整理佛教典籍、研究佛家教理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绩。
  此外,北洋军阀统治下的中国是近代以来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期。短短的十几年间,先后经历了袁世凯、皖系、直系,以及军阀混战,直至最后一个军阀张作霖被炸死,其子张学良改旗易帜,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结束。与中国几千年的悠久历史相比,虽然只是短暂的一段,但社会风气为之一变,新旧冲突激烈,战乱不息,政局动荡不已,国人生活困苦,遂求助于宗教,"以求精神之安慰"[17],从而也有助于这一时期宗教文化的发展。
  总之,处于社会秩序失范、政治动荡、传统坍塌、思想真空的北洋时期,宗教界(包括居士)活跃分子出于自身信仰层面的考虑,也为了使宗教的发展适应时代变化的要求,大力倡导宗教文化事业,这些都在主客观上促进了北洋时期宗教文化的大发展。
  
  参考文献:
  [1]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2]张静如.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社会之变迁·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
  [4]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观点,在任何一项重要事业的背后,必然存在着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为支撑,资本主义精神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和支持作用。中国之所以没有产生资本主义,关键在于儒家文化自身终缺少新教禁欲主义的伦理。(参见马克斯·韦伯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彭强、黄晓京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儒教与道教》(洪天富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正是由于中国封建社会自身不能生长出"资本主义精神",因而,必须有一个外力的冲击,借外来之力来催生并促成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费正清(John Fairbank)的"冲击-回应"说正是对韦伯上述观点的继承和运用。
  [5]周策纵在《五四运动史》中说,辛亥革命虽然导致了皇权的倒塌,但民国初年,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还没有彻底摆脱传统的束缚,"离传统的方式不太远","大部分民众仍然遭受着专制而极端守旧的官僚的压迫,他们还像从前一样地服从权威,服从武装势力,服从传统的伦理和政治教条。"参见周策纵:《五四运动史》,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13页。但这也只是说明,在一定空间(主要是广大落后的农村)范围内,中国社会的文化传统并没有因为皇帝被推翻而受到有力的冲击。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说辛亥革命是失败或者不彻底的。
  [6]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修订版)[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7]帕累托.田时纲译.普通社会学纲要[M].北京:三联书店,2001.
  [8]郑从金.从精英循环的角度看科举制度的历史功用[J].云南社会科学,2004.
  [9]笔者认为,对传统文化的"报复"或"眷恋"态度,可以间接导致全盘性反传统(全盘西化派)与东方文化派的形成.
  [10] "奇理斯玛"一词最早来自早期基督教词汇,本义是"神圣的天赋"(the gift of grace)。后来,马克斯·韦伯和希尔斯(Edward Shils)先后对"奇理斯玛"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概括。综合二人的观点,我们可以把"奇理斯玛"界定为:具有创造力人物的特殊资质,并且指社会中被视为与产生秩序的最神圣的泉源相接触的行为、角色、制度、符号和实体。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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