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里,人们有无数的希望:包括事业、金钱、享受、情感、时尚、创造、新奇及与他人相比的各种“剥夺感”和优越感……每个人都想在竞争中实现自己的梦想,特别是那些人文主义精神的“理想与自由”,曾是多少文人墨客笔下的希冀。墨菲曾说过:“在都市化和工业化社会中,分离轻而易举,因为其成员掩蔽在十足的数量中,在城市生活的各个角落里隐身不见。都市化如此分馏了一个人的社会生活,以至于个人只残存着这样的感觉:他和她点点块块被撒在了这种景色之中。”[美]罗伯特•墨菲:《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王卓君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68页。是的,城市——这纷杂的世界一方面提供了创造个性的土壤,另一方面也创造了消灭个性的城市理性机制,让个体淹没在城市社会整体之中,即城市社会迫使你成为一种碎片化的符号,只有主动并成功地让“社会包装你的新身份”[美]奇森特•帕里罗、约翰•史汀森、阿黛思•史汀森:《当代社会问题》,周兵等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45页。,你才可能具有“扎根”的价值。
　　其三,社会压力选择的不确定性,造成部分群体畸形的社会心理结构和心理紧张。科克汉姆在《医学社会学》中提出,在社会转型的某一时期所发生的一系列特殊“生活事件”[法]威廉•科克汉姆:《医学社会学》,杨辉等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79页。,会引发并形成群体性的“社会紧张”。如长期疲劳感、烦躁易怒情绪、暴力倾向和急于求成等心理几乎是城市人的共同特征。特别是当代中国的社会保障水平相对偏低,相关系统尚未十分完善,在生活压力越来越大的情况下,人们更需要创造安全感和社会认同感,或者是通过另类方式获取社会地位和财富,以强化个人生活的安全系数。金钱的魔力带来社会病态文化和个体病态行为。西蒙娜•薇依说:“哪怕没有军事征服,金钱和经济支配的力量也会强加一种外来的异在影响,激发起拔根状态的疾病”⑥。“一些国家的内部社会关系也能成为引发拔根状态的非常危险的因素。”而且,“还有两种毒药使这一病蔓延开来。一是金钱。金钱渗透到哪里,就毁坏了哪里的根,用赢利的欲望替换掉所有的动机。”⑦另一个则是缺乏现代社会伦理的“教育”。“在我们这个时代,一个人可以属于某个所谓有教养的圈子,但一方面却对人类命运没有任何概念;另一方面,也并不知道,比如说,并不是四季都能看到所有的星座的。”⑧这句话的核心意思是指某些国家的教育模式与内容缺少民族性、伦理性、现实性和人类共同价值。在中国现代化转型的社会潮流中,社会整体教育文化系统在某些方面也表现出了本土主体文化的缺失现象,如某些领域民族文化的虚无化、城市草根文化的虚无化、传统优秀伦理文化的虚无化及教育内容与现实生活的严重脱离等,某些领域文化的虚无化引发出新的思想文化误区。在思想观念领域,表现为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奉献精神和人文关怀的缺失;在具体工作与生活行为领域,则表现为缺少社会责任感、缺少职业道德、缺少公德意识等,而在社会发展的内在本质上,则表现为个体“尊严”与“被尊重”作为一种社会义务的丧失。
　　其四,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丧失是现代“非典型都市病”的催化剂。没有理想和英雄主义,就会导致极端利己主义盛行和钱欲横流。没有英雄与伟大文化的发生,就必然产生“拔根”的无根意识文化。“拔根产生偶像崇拜”[法]西蒙娜•薇依:《扎根—人类责任宣言绪论》,徐卫翔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54页。,在没有英雄文化时代的偶像崇拜文化,要么是权力崇拜,要么是金钱崇拜,中国现实的生活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亦如当年美国曾出现相类的社会问题一样,“过多地将自己包装为商品向人出售” ③ ④ ⑤ [美]奇森特•帕里罗、约翰•史汀森、阿黛思•史汀森:《当代社会问题》,周兵等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32、33、36、33页。。在极端利己主义文化场域下,“无羞耻感”的另类文化行为盛行,不择手段地将自己进行过度化的商品包装,并通过现代媒体推波助澜,使一部分人在丧失自我的同时,也丧失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丧失了社会公德意识,而其后续效应则是对“现代非典型都市病”流行的推动。美国社会学家认为:“看似微观层面的个人问题,常常源于宏观结构上的社会问题”,“社会造成了在许多个人相互关系中的日常问题(失范),也带来了我们如何界定和感受自身的混乱(异化)”③。“超女文化”、“网络红人”、“电视婚介的金钱化”、“影视明星的脱文化”成为现代社会的偶像文化之一。过度的信息爆炸,使信息的不对称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一个普通的市民成为“名人”、成为“网络红人”通过正常渠道是不可能的,而另类的文化、另类的传媒、另类的艺术表现,为另类人的生活方式创造了土壤,提供了舞台,造成低俗文化的泛滥。
　　在现代社会,对于一些青年来讲,“拥有的是闲暇,而非使用它的技巧。因此,闲暇变得一片空虚,而由于接踵而来的不安,人们只能在虚幻的兴奋和幻想中寻找逃避,一再回到属于他们的土地之上”④。这是“社会紧张”的一种必然结果和表现,没有理想与英雄文化而只有低俗娱乐明星的时代,极端个人主义泛滥则成为一种必然。与此相类的自杀现象也是这种社会紧张的另一种结果,具有典型的“社会病理原因”。在“非典型现代都市病”中自杀是一种典型的时代性极端行为,不同的时代和社会背景及“社会事件”会引发出不同的自杀现象。迪尔凯姆在《自杀论》中提出了自杀的社会原因,他说:“造成这种倾向的是利己主义、利他主义或反常等这样一些影响社会的潮流,无精打采的忧郁、积极的自我牺牲或者是恼人的厌倦等倾向都是这些潮流的后果。”迪尔凯姆对自杀研究的重要贡献是证明了“社会节奏与自杀率的变化高度相关”。而他的系统性理论的重要贡献在于“提出了(失范anomie)的概念——这一社会联系的减弱、缺乏规划的情况造成了自杀人数的增加”⑤。当代中国城市化形成的“经济的快速变革,无论是繁荣还是萧条,所造成的社会混乱都会打碎个人正常的理想和规则,从而使更多的人走上自杀之路”[法]埃米尔•迪尔凯姆:《自杀论》,冯韵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22页。。社会变迁造成“无根性”,在“无根性”这一现实土壤上“尊严”与“被尊重”不能成为社会义务,必然导致新的社会问题的发生。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