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旷达”，是一种放任的、达观的人生态度，是一种超然物外、洒脱奔放的审美情趣。苏轼的一生之中不幸和打击如影随形，但这些并没有把他压倒，他常以“糜鹿”，“野鹤”自称，“我本放浪人”，表现了他随遇而安、风流洒脱、追求个性自由的独特气质，以及善于排解忧患、率真达观、随缘自适的人生态度。
　　“乌台诗案”被贬黄州，过去的一些亲友因为怕受牵连而几乎不与苏轼往来，为此他写诗表达内心的孤寂苦闷：“我谪黄冈四五年，孤舟出没烟波里。故人不复通问讯，疾病饥寒疑死矣。”(《送沈逵赴广南》)但他并没有一味沉浸在苦闷中，而是以一种开朗乐观的生活态度投身于大自然，在清风白云的缱绻中寻求自心的安然与舒适。每日里他或饮酒品茶，或赋诗作对，或品画谈琴，或赏月观梅，渐渐地，积郁在他心底的悲愤、失意、颓唐，慢慢消淡了，平和淡泊又回到他的心间。简朴的生活使他自得其乐：“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记承天寺夜游》)表达了他置身于名利俗物之外情寄自然的思想感情。他的“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食荔枝》)让我们了解到他是以怎样豁达的心境应对被贬岭南后险恶的生活境遇的。“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纵笔》)在灾难与不幸面前，苏轼始终保持着一种旷达超然的生活态度和对世俗功利观念的超越心境。后来，苏轼的政敌章子厚看到此诗，对苏轼闲逸的生活和安适的心境很是不甘，将其再贬到“食饮不具，药食无有”的儋耳，恨不能将其置之死地而后快。在更为恶劣的条件下，东坡没有怨天尤人，相反，“食芋饮水，著书以为乐，时从其父老游，亦无间也”(《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栾城后集，卷二十二)。面对政敌的步步紧逼和不依不饶，东坡的超然气度依旧如故。“谁怕?一蓑烟雨任凭生”。晚年遇赦时写的“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六月二十日夜渡海》)更是把自己栉风沐雨、迁逐飘荡的过程用一个“游”来概括，这样超脱于苦乐观念、世俗生死的诗句，非具有超旷的思想和精神是道不出的。
　　苏轼能以旷达超然的态度面对人生道路上的种种困厄，主要是他汲取了老庄哲学所倡导的“道法自然”，即追求精神和生存状态的自由自在，这是人类面对苦难、走出困境的绝佳途径。同时他还从禅宗中寻求慰藉，把禅宗强调自心的本质清净，追求心灵的彻悟，当做自己排解世俗苦难的灵丹妙药。每个人在生命的某个阶段可能都会遇到生存困境，都会被种种外在的因素所困扰和束缚，如何化解这种困境和束缚，去找寻一条通往生命圆融无碍境界的路就显得尤为重要。苏轼在庄禅思想的影响下，因任自然，用自性的觉悟去应对现实中的不自由。不受制于世俗的祸福和苦乐，不纠结于尘世的生死与得失，超然物外，随缘自适，已经达到了心灵自由的境界。
　　总之，庄禅思想为苏轼的精神追求提供了寄托，使他进入一种超世俗、超功利的人生境界。可以说，这种精神追求是难能可贵的，是高层次的。它的积极的意义，体现为一种生命体验的升华。正是他这种无论何时何地，不管多么痛苦悲伤，都能表现为乐观旷达、随缘自适的个性特征，千百年来，影响了无数人的精神世界，使人们更加热爱生活、珍视生命。这种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苏轼性格本身所留给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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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轼在历代文人中是最为风趣幽默、乐观超脱的。有人说他：“东坡多雅谑。”其实，他是借轻松来润滑心灵，以谐趣来摆脱困苦窘境，用幽默来淡化人生苦难的。
　　海南自古贫瘠，被称做瘴疠蛮荒之地，是人们心目中最远的“天涯海角”，苏轼被贬到这里后，亲友们都担心其年迈苍苍难得生还，他却唱道：“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在惠州，由《食荔枝》便可看到他的自宽自解。他不愧是一个幽默大师，一篇《措大与道士》的随笔妙趣横生，令人捧腹：“有二措大相与言志。一云：‘我平生不足惟饭与睡尔。他日得志，当吃饭后便睡，睡了又吃饭。’另一则云：‘我则异于是。当吃了又吃，何暇复睡耶?’吾来庐山，闻马道士善睡，于睡中得妙。然吾观之，终不如彼措大得吃饭三昧也。”有时，又可看到他自然率真的本性：“朝嬉黄泥之白云兮，暮宿雪堂之青烟。喜鱼鸟之莫余惊兮，幸樵苏之我嫂。初被酒以行歌兮，忽放杖而醉堰。草为茵而块为枕兮，穆华堂之清宴。纷坠露之湿衣兮，升索月之团团。感父老之呼觉兮，恐牛羊之予践。于是蹶然而起，起而歌日：月明兮星稀，迎余往兮饯余归。岁既晏兮草木腓。归来归来兮，黄泥不可以久嬉。”(《黄泥坂词》)据说这是在他喝醉之后写出来的。在他的笔下，就连山水也有意识：“东风知我欲山行，吹断檐间积雨声。岭上晴云披絮帽，树头初日挂铜钲。野桃含笑竹篱短，溪柳自摇沙水清。两崦人家应最乐，煮芹烧笋饷春耕。”(《苏轼诗集》卷九，《新城道中二首》其一)大自然的优美风光使苏轼找到了世俗社会所没有的乐趣，在这种情况下，一壶酒，一张琴，一溪云，成为苏轼化解困厄生活的精神自娱方式。在“又得浮生一日闲”中，苏轼暂时抽身于喧嚣的尘世，让灵魂解脱枷锁，让疲累的身心徜徉于诗意的空间，“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大自然滋养并成就了苏轼包容一切的旷达胸襟，使他学着用娱乐的方式来颐养性情，用谐趣的方式让生命与世界和解。他在文学里为自己灵魂的遨游找到了依托，所以他才能在宦海沉浮、屡遭贬谪的情况下保持心灵的安适。正因为如此，苏轼才获得了鲜活的个性、灵动的的激情和睿智的沉思。正因为如此，他所作的许多作品，超越了道德、功利目的，成为人们最为喜爱的永世之作。
　　也许，生命只有经过锤炼，才能进入一种境界。只有进入一种境界，生命才会从真正意义上旷达起来。只有旷达起来的生命，才能接受生命外在与生命内核的碰撞，才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安详与宁静。可见，获得心理的自由和灵魂上的轻松是苏轼独特人格魅力的一大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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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十分丰富，它涵盖了哲学、伦理、文学等内容，融汇了儒、道、佛三家文化形态与流派，尤其是儒家学说对于人生价值的内涵的论述，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所以，中国传统文化也是一种独特的人学文化，这种文化被历代文人士大夫躬亲实践，到宋代已经被内化为一种“具有典型特征的时代文化，即儒释道三教合一、相互融合的审美情趣”。苏轼作为北宋时期的文化巨擘，无疑也具备这种特质。他濡染儒道，吸纳佛禅，思想宏博，灵活圆融。面对人生的种种挫折和磨难，他都能冲出重重险隘，保持着鲜活的个性和独立的人格。他一生虽经历两次“在朝一外任一贬居”的过程，却能够以旷达超然的心胸去对抗人生逆境的不公，化解人生路上的挫折和失败带来的忧愁和痛苦，形成一条苦难一省悟～超越的思路。他思想的各个方面既相互联系，又相互碰撞，既有对“立德、立身、立言”理想人格的追求，又有对落拓不羁的个体行为的珍惜；既有奋进不息的用世精神，又有始终不忘退归故土的乡恋之情。但无论怎样碰撞，都从不同的角度折射出中国封建士大夫为寻求生命价值实现途径而上下求索的独特心态和顽强不屈的精神。这种求索始终磅礴于苏轼的心灵之中，弥漫于他的诗句里，挥洒在他的笔下。这主要得益于他对儒、道、佛思想兼收并蓄。把儒家的积极人世与庄禅的超然出世巧妙地融合在一起，面对顺境不骄惰逸乐，遭遇逆境能随遇而安，这种儒道互补成为后世知识分子普遍效仿的人格范式。而这，正是苏轼思想性格的积极意义所在。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