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自然”又是什么概念呢？《原道》中两次出现“自然”。一曰：“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一曰：“夫岂外饰，盖自然耳。”前者讲人文（文章）生成之“自然”，后者讲自然界的“文”显现之“自然”。两个自然，都是“自己成为自己那个样子”的意思。这就是说：自然界有“文”，没有外因在起作用，是它自己成为那样子的；人文（文章）的出现，也没有外因在起作用，是它自己成为那样子的。说自然界的“文”没有外因起作用（岂外饰哉），这好理解。说人文（文章）生成没有外因起作用，似乎不好理解。
　　《原道》中云“谁其尸之，亦神理而已”，又云：“道心唯微，神理设教。”人文（文章）的出现，不是有一个“尸之”的主 （神理）  吗？这不就是人文（文章）的外因吗？这里的问题是，刘勰的思想中，是否已经打破了造物主的观念。在《论说》中他说：“滞有”“贵无”两派“徒锐偏解，莫诣正理；动极神源，其般若之绝境乎？”他的《灭惑论》论及“至道宗极”，云：“空玄无形，而万象并应；寂寞无心，而玄智弥照。”“梵言菩提，汉语曰道”。一个被般若、菩提洗礼过的大脑，是不可能存有造物者的观念的。既然没有造物者，人文的生成也就只能是“自然”了。
郭象玄学在本体论方面与刘勰体用、本末的本体论是大不一样的（此不展开论述）。但郭象的“自生”说、“独化”说中涉及到的“自然”这个概念，对刘勰“自然”概念是有深刻影响的。郭象在《庄子·知北游》注中说：“谁得先物者乎哉？……吾以自然为先之，而自然即物之自尔耳……然则先物者谁乎哉？而犹有物，无已。明物之自然，非有使然。”一是自然不是造物者（先物者、实体）。二是自然只是物的“自尔”，即“物”自己那个样子。三是没有先物者，只有物本身。物之自然，非有使然。王晓毅先生说：“郭象在论述事物生成动因时，大量使用了‘自’这个词，如‘自尔’、‘自有’、‘自生’、‘自然’等等，不胜枚举。‘自’的意思不是指事物自己有作为，而是指自发、自动、无主宰、自然而然。”但是，“否定‘自生’的故意性，并不意味着事物生成的自发动力不是来源于自身。郭象自生论的核心，是从事物发生角度破外因论，最终归于事物自然本性的决定作用：‘不知其然而然者，非性如何’（《庄子·则阳》注）！‘言自然则自然矣，人安能故有此自然哉？自然耳、故曰性。’”[8]（《庄子·山木》 注）
　　刘勰不是从事物自然本性来建构他的本体论的。但他在《文心雕龙》中大量吸收郭象自然本性的概念，为文章（文学）的“自性”找到了很好的理论根据。
　　首先，正如《原道》所云：“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人文的生成、文章的生成，不是一个外在于人文或文章的造物者作用的结果，它就像“动植皆文”一样，“夫岂外饰，盖自然耳”。这从文章（文学）自身的角度确立了其存在的内在可能性，使文章（文学）的内在的自然本性成为文章（文学）存在的重要根据。我们不说“终极原因”，而说“重要根据”，是因为文章（文学）存在的终极原因是“道”或“神理”而不是文章（文学）的自然本性。这正是刘勰本体论与郭象本体论不同之处，也是刘勰思想的复杂之处。
　　其次， 在诗歌生成问题上，刘勰提出：“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明诗》）。”人们知道，刘勰的这段话出自《礼记·礼运》和《礼记·乐记》。但《乐记》中仅言“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生也，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并没有说到“莫非自然”。刘勰标出“莫非自然”，恰是昭明诗歌的自然本性：即它不是人为造作的、由外来的力量促使其产生的，而是自发、自动、无主宰、自然而然的（自己成为它自己的样子的）。这种对诗歌自然本性的认识，对针砭当时的诗风和启发后来的诗学理论都有重大意义。
　　第三，关于作者之情理与言文及文章本身的“自然”问题。一是关于作者之情理与言文的“自然”问题。在《体性》中刘勰提出：“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情理是隐内；言文是显外。情理与言文的关系是体与用的关系。这种体用关系必然是统一的，而且“体”决定“用”。刘勰说：“表里必符，岂非自然之恒资，才气之大略哉！”在《诔碑》中他论蔡邕的作品时也说：“察其为才，自然而至。”这就是说：作者的言文（表、用）与作者的情理（里、体）必然是统一的。这种统一是由作者之情理的自然本性所决定的。他又说：“各师其心，其异如面。”这是说：根据作者各自的自然本性从事写作(师心)，在外在的言文显现上就会如各自的面孔一样各不相同。“师心”一词，在多数情况下是一个贬义词，但在《文心雕龙》中两见，都不做贬义词用。刘勰不贬“师心”，正是对人的自然本性的认可。从这一点说，他与郭象强调各个事物因其自然本性而能达到逍遥境地的观点（郭象《逍遥游注》：“物各有性，性各有极。” “理有至分，物有定极，各足称事，其济一也”）是十分接近的。二是关于文章本身的“自然”问题。在《定势》中刘勰说：“夫情致异区，文变殊术，莫不因情立体，即体成势也。势者，乘利而为制也。如机发矢直，涧曲湍回，自然之趣也。圆者规体，其势也自转；方者矩形，其势也自安：文章体势，如斯而已。”又说各种文章体势不同，“譬激水不漪，槁木无阴，自然之势也”。他说“文章体势”的“自然之趣（趋）”“自然之势”，就是指文章体势要按照有利于自身发展的自然趋势来确立。他把文章“体势”比喻成矢直湍回、圆规方矩、激水不漪、槁木无阴，又说“圆者自转”“方者自安”云云，都使人联想到郭向“物各有性，性各有极”的理论。《定势》中又说：“刘桢云：‘文之体势，实有强弱，使其辞已尽而势有馀，天下一人耳，不可得也。’公干所谈，颇亦兼气。然文之任势，势有刚柔，不必壮言慷慨，乃称势也。”这一段话表达了刘勰的一个观点：体势作为文体自然趋势，是“物各有性”的（“势有刚柔”），并不是只有气势宏大，“壮言慷慨，乃称势也”。这种不论刚长柔短，只讲文体本身之自然趋势的观念，与郭象“夫小大虽殊，而放于自得之物，则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逍遥一也，岂容胜负于其间哉”[9]的“适性逍遥”理论是有一定的内在联系的。刘勰关于骈偶（丽辞）出于自然的观点，也十分接近郭象的自然观念。《丽辞》云：“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唐虞之世，辞未极文，而皋陶赞云：‘罪疑惟轻，功疑惟重’。益陈谟云：‘满招损，谦受益。’岂营丽辞，率然对尔。”周振甫说：“骈文以偶句为主，是出于人为，不是本于语言的自然。用‘自然成对’来说明骈文的出于自然，是用个别来代替一般，并不确切。”[10]周氏看到了刘勰此处所说“自然”“并不确切”。那刘勰为什么会说得“不确切”呢？这主要是刘勰此处的自然概念十分接近郭象的自然概念，与人们通常的自然概念很不一样。郭象在《庄子·马蹄篇注》中用“寄言出意”的方法来解释庄子，他说：“马之真性，非辞鞍而恶乘，但无羡于荣华。”“惑者闻任马之性，乃谓放而不乘，闻无为之风遂云行不如卧，何其往而不返哉，斯失乎庄生之旨远矣。”[11]在《庄子·秋水篇注》中他说：“牛马不辞穿落者，天命之固当也。苟当乎天命，则虽寄之人事，而本在乎天也。”他的意思：马被加上鞍，为人所乘，是合乎马的真性的。自然不是人无所作为，而是符合事物自然本性的作为。这观点被刘勰所接受。刘勰认为：语言中的骈偶与自然现象中的“成对”一样，都是“神理”（道）的显现（神理为用），本身就是“自然”的。只要按照语言“丽辞”的自然本性写作，“岂营丽辞”“不劳经营”，那么，从唐虞之世的“率尔而对”，到魏晋群才的“契机者入巧”，都是合乎自然的。骈偶是语言中人工成分最多的东西，而刘勰称之为“自然”，这“自然”概念如果不从郭象玄学中找根据，就必然出现周振甫先生批评刘勰“并不确切”的情况。另外，在文章的“隐秀”问题上，刘勰也提出了同样的“自然”的概念，《隐秀》篇云：“并思合而自逢，非研虑之所课也。或有晦塞为深，虽奥非隐，雕削取巧，虽美非秀矣。故自然会妙，譬卉木之耀英华；润色取美，譬缯帛之染朱绿。”刘勰说：“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即曰工巧，可见“隐秀”是有很多人工之成分的，但刘勰又说它是“自然会妙”，这说明他这里使用“自然”概念正像在《丽辞》中使用的一样，是来源于郭象玄学的“自然”概念。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