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事业单位认识的另外一个误区是认为任何社会公益性服务都必须由政府拥有的机构来提供，这一点已被证明是错误的。世界银行在2003年的一份内部报告《非营利机构的经济学及其对中国事业单位改革的意义：文献综述》中指出，非营利组织与营利组织的选择实质上都是一种激励机制安排[40]。实际上非营利机构也通过收入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来创造利润的。在很多场合，就促进公共利益而言，私人企业家的利已动机可能优于公务员的利他动机[41]。经济学理论也认为，尽管市场失灵或不公平的存在是政府干预的理由，但这并不意味着干预一定合理。政府干预是有成本的。设计不完善或执行不当的干预造成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还多[42]。因此，在划定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的界限的基础上减少政府对医疗、教育与传媒市场的行政干预，承担起纯公益性物品的供给任务就显得十分必要。简单地说，“政府做公益，市场做盈利”概括了这种职能分工。
　　首先，在竞争性领域需进一步放开市场准入，破除国有资本一家独大的局面。从所有制结构而言，目前在学校、医院及传媒领域还是“一大二公”。以医疗市场为例，根据卫生部的统计，2005年全国82.8%的医院、95.1%的床位、90.4%的卫生人员（其中包括88%的执业医生）属国有和集体机构，而52.8%的医院、80.1%床位、77%的卫生人员（包括74.2%的执业医生）直属政府办医疗机构[43]。到2009年底中国的公立医院数是14086家，约占医院总数的71%，公立医院诊疗人次达17.1亿，大致是医院总诊疗人次的92.4%[44]。显然，公立医院仍然是主导。而民营医院在准入上，受到严格限制，卫生行政当局的审批十分严厉，很多医院不得不以“非法诊所”的身份存在。政府需要放开对私立医院的准入管制，取消歧视性政策。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指出要切实落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的税收政策。鼓励医疗人才资源向民营医疗机构合理流动，确保民营医疗机构在人才引进、职称评定、科研课题等方面与公立医院享受平等待遇。从医疗质量、医疗行为、收费标准等方面对各类医疗机构加强监管，促进民营医疗机构健康发展等等，这无疑是正确的方向[45]。北京市目前正在拟订允许医师多点执业的制度框架，鼓励医生个体行医，也传达出一个医改利好的信号。
　　同理，引入民间力量同样也适合于高等教育领域和传媒领域。政府对民办教育的准入也需要放宽。尽管国家已颁布有《民办教育促进法》和《实施条例》，但民办学校仍然是“二等公民”。民办学校教师缺乏职业安全感，优秀教师拒绝选择民办学校。民办学校及教师的人事、职称、社会保险等与公办学校教师尚不平等。有研究者指出，在《民办教育促进法》中，有关金融信贷、用地建设优惠和社会中介组织服务等原则规定在实施过程中就没有落到实处，打击了民办教育投资者的积极性。民办学校在设校审批、专业设置、招生计划审核、学籍管理等方面都受到教育行政部门的制约[46]。有民办高校领导反映：“和公办高校相比，我们除了投资方不同（即钱是自己的，不需要政府采购，也不查我们的小金库）以外，国家（党和政府）对我们的管理，与公办高校无异，甚至管束更多。能管公办院校的机关部门都能管我们，不能管公办院校的机关部门也能管我们。如工商、税务、民政、消防、公安、综治，甚至××市教育局、××区教育局都会来管我们。甚至买什么教材，都要归政府部门管。”[47] 显然，民办学校没有获得平等的、独立的地位。民办高校的这种处境反过来可以为中国公立教育的行政化垄断找到注脚。
　传媒领域的行政垄断也十分明显，尤其是通过行政化力量组成媒介集团后，一个地区所有的媒体都从属于为数不多的几个国有媒介集团。以浙江省的新闻出版业为例，目前只有一家省级报业集团即浙江日报报业集团，此外还有七个市级报业集团，出版业则主要为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所垄断，全省拥有的十四家图书出版社浙江出版集团就占了十家。目前浙江全省公开发行的报纸有七十多种报纸，二百一十八种期刊大都隶属于这几个报业集团或出版集团。全省只有一家省级广电集团，下辖十八个广播电视频道。而浙江省拥有的市级广播电台、电视台（各十二座），县级广播电视台（六十六家）也只隶属于有限的几个广播电视集团。在这种垄断体制下，媒体挣钱轻而易举。例如，即使是金融危机期间的2008-2009年期间，浙江全省十一个城市报社（集团）的总收入仍达46亿元，同比增长12%；广告收入总额为24亿元，同比增长5.41%，多元经营收入总额11.46亿，同比增长39%[48]。与国有垄断相对比的是，民间资本进入传媒领域面临严格的政策限制。《国务院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国发[2005]10号）第九条规定：“非公有资本不得投资设立和经营通讯社、报刊社、出版社、广播电台（站）、电视台（站）、广播电视发射台（站）、转播台（站）、广播电视卫星、卫星上行站和收转站、微波站、监测台（站）、有线电视传输骨干网等；不得利用信息网络开展视听节目服务以及新闻网站等业务；不得经营报刊版面、广播电视频率频道和时段栏目；不得从事书报刊、影视片、音像制品成品等文化产品进口业务；不得进入国有文物博物馆。”国家限制非公有资本只能投资参股下列领域国有文化企业：出版物印刷、发行，新闻出版单位的广告、发行，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音乐、科技、体育、娱乐方面的节目制作，电影制作发行放映。而且上述文化企业国有资本必须控股51%以上。这种政策限制使得媒体行为的竞争极不充分，新闻专业主义的规范也难以建立起来。
　　没有竞争，就不会有规范与强大，国有企业的改革经验值得参考。事实上，针对二元体制下的医院、学校及媒体的弊病，通过让非公立机构（包括民资及外资机构）参与市场竞争以推动公立机构的改革与制度完善是一条现实可行的，也是成本最本低的路径。引入这种竞争既可以形成一种“倒逼机制”以促进这些事业单位自身的转制动力，也能够帮助政府有效地甄别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的边界，从而明确权责，有效管理。
　　其次，在政府退出竞争性、盈利性领域的同时，还要承担起无经济效益的准公共产品和纯公共产品的供给，实现医疗、教育和媒介资源分配的平等与公正。目前，政府对公共物品的供给不足已成为社会的一大问题，这显然与政府职能的错位有关。徐忠等人的实证研究表明，如果政府最大化全社会的福利，就有可能提供充足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然而如果政府在经济决策中具有盈利性动机，则会造成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不足的问题。当政府追求盈利性的时候，对其公共职能特别是在文教、科学卫生和社会保障方面的职能执行会产生挤出效应，从而造成公共支出的不足  [49]。这种“收益增长、公益不足”如硬币之正反两面，是二元体制发展的必然结果。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