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马援设身处地的为杨广分析时局，怎奈他仍旧执迷不悟，对马援的书信置之不理。
建武八年，来歙率兵攻占略阳，隗嚣率领数万众前来围攻。刘秀率兵前去救援，行至漆具的时候，将领们都认为不宜远入险境，劝他扎营。正当刘秀犹豫之际，恰逢马援应召前来，刘秀便以诸将之议问马援。马援就分析道“隗嚣将帅有土崩之势，兵进必有破之状，”[14]并且聚米为山川，为刘秀形象的分析了隗嚣的破败之状，而他的这一举动，更开创了战争史上沙盘作业的先河。果不其然，刘秀率大军压境，隗嚣的军队打败，城邑皆降，“嚣将妻子奔西城，从杨广”，从此一蹶不振。至此，对光武帝最有威胁的一只势力，从此一蹶不振，再也无法与之抗衡。
（二）降服诸羌，平定陇西
马援的远见不仅在识人之上，其对军事形势的分析也是比较有见解的，这不仅表现在对隗嚣的平叛上。
建武十一年，马援为陇西太守，击破先零羌，徙降者八千“置天水、陇西、扶风三郡”与马成夜袭浩亹羌，使浩亹羌溃散逃亡，再也无法骚扰边境；这时，朝廷大臣们认为金城“途远多寇”，便打算放弃它，而马援则上书反对，他建议以金城为据点，并根据金城“田土肥壤，灌溉流通”的特点，“令悉还金城”，回归金城的人多达三千余口，又加强了金城的防守力量，“说塞外羌，皆来和亲。”[15]于是，金城郡中逐渐安定，人民安居乐业。
马援在陇西太守任期，软硬兼施，既用军事力量打击羌族中的贵族势力，又使一般的羌族百姓能够安居乐业，他恩威并施的民族政策，使汉羌关系得到缓和，恢复了西部边陲地区的和平与安宁。马援的这种“务开恩信，宽以待下任吏以职，但总大体而已”的做事风格，也使得宾客盈门，得到了大家的钦佩。
（三）南征二徵，平定交趾
建武十八年，马援率军斩杀了反叛的徵侧和徵贰两姐妹，降者万余人。马援因功封新息侯，食邑三千户。后又率楼船二千余艘，战士两万余人追击二徵残部，斩获五千余人，余众逃散，岭南悉定。马援以西于县有户三万二千，地处偏远，便上奏光武帝，请求将它分成封溪、望海二县，该奏议得到了光武帝的许可。马援所过之处，皆为郡县修治城郭，疏通灌溉的河流，让当地的百姓能够更好的生产和生活。他还条奏越律与汉律乖舛者十余事，加以整顿，马援又“与越人申明旧制以约束之，自后骆越奉行马将军故事。”[16]交趾至此平定。
建武二十年，马援班师回朝，朝见时位次九卿。马援返京后，大受奖赏，很多故交好友都前来恭贺。对于友人的祝贺，马援则认为“功薄赏厚，何能长久乎？”此时正值匈奴、乌桓进犯扶风，马援就自愿请求率兵再次出征，而他回京仅月余。
建武二十三年，恰逢武陵五溪“蛮”抢掠郡县，武威将军刘尚败殁，次年，遣谒者李嵩、中山太守马成征讨，仍无战绩，已经六十多岁的马援便请求率兵征讨，光武帝考虑他年事已高，不许，马援说“臣尚能皮甲上马”，光武帝就令他试骑，马援披甲持兵，飞身上马，手扶马鞍，四方顾盼，一时须发飘飘，神采飞扬，真可谓烈士暮年，老当益壮哉。光武帝见马援在马背上气势恢宏，精神抖擞，便也不再坚持，于是派他率领中郎将马武、耿舒、刘匡、孙永等人率四万人远征武陵。而这次出征则成为了他人生中的最后一次征程。在出征途中，马援身患重病，但每当敌人登上高山，鼓噪示威之时，他都拖着重病之躯前去观察瞭望敌情，身边的将士无不为此感动。
终在建武二十五年，病死疆场。真可谓老当益壮，死而后已，大丈夫“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17]。
三
马援作为马氏家族的奠基者，其良好的品格和卓越的功勋，为马氏家族在东汉王朝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马援出征交趾之际，听闻兄子马严、马敦喜欢到处议论别人，与一些轻狂不羁之人结交往来。于是便写信劝诫他们。马援在对兄子马严、马敦的劝诫中，要他们谨厚周慎、勿张扬及议人长短，这种对家族子弟言行的约束，无不与当时光武帝“躬行俭约”《日知录》的社会风气相契合。
“效伯高不得，犹为谨敕之士，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者也。效季良不得，陷为天下轻薄子，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则正是他对子侄要谨言慎行，谦约节俭的谆谆告诫，并列举了典型以示警戒。同时这封马援对子侄的告诫信，则对马氏族人指明了作为外戚、军功贵族能够立于不败之地的道路，也许也是从这封《诫兄子书》，让光武帝意识到了马援的品格，让死后深陷馋隙泥潭的马援及马氏后人得到光武帝的谅解。
马氏家族的后继者们，跟随着他的步伐，在战场上挥洒热血，南征北讨，其子侄中，马防、马廖、马严、马敦皆有军功。在马援的谆谆教诲和他所奠定的军功世家的基础上，马氏一族在东汉王朝的中后期，也并不像其他外戚，如窦氏、邓氏、阎氏一般，伴随着皇后、太后的的失势或者去世而迅速走出辉煌，也没有因皇权的更迭或者新兴外戚的迫害而在顷刻间走向没落，他秉持着家族在军功中的优良传统，以及后来对社会脉搏的准确把握，开始重视家族子弟的学术修养和社会声誉的培养，在豪族子弟中亦能保持良好的门风，以至后来出了马融这样的儒学大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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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