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时期的“诺亚方舟”上海:一座城市拯救3万犹太难民

来源:网络(转载) 作者:刘火雄 发表于:2011-10-30 08:44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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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的“铁路国有”政策      修建川汉铁路的计划发端于1903年。当年夏,新任四川总督锡良上奏清廷,要求自设川汉铁路公司。次年1月,锡良根据商部发布的《铁路简明章程》,集股成立川汉铁路公司。该路自成都,经重庆、万县,出湖北宜昌,再经荆门、襄阳,在应

 “租股”是民间资本,它虽然份额最大,但路权却掌握在官僚手中。1907年,四川留日学生蒲殿俊、萧湘等人在东京发布《改良川汉铁路公司议》,要求明确川汉铁路公司的商办性质。同年,锡良奏请将公司改名为商办川省川汉铁路有限公司,以前刑部郎中乔树枏为总理,在籍翰林院编修胡峻为副理,重大问题禀承总督办理,以后经理人员虽屡有变动,但大权始终掌握在官僚手中。
  1911年1月,清廷补授盛宣怀为邮传部尚书。同年5月9日,清廷发布上谕,指责商办铁路的各种缺点,宣布“干路均归国有,定为政策。所有宣统三年以前各省分设公司集股商办之干路,延误已久,应即由国家收回,赶紧修筑。除支路仍准商民量力而行外,其从前批准干路各案,一律取消。”上谕并宣称:“如有不顾大局,故意扰乱路政,煽惑抵抗,即照违制论。” 5月20日,盛宣怀与四国银行团代表在北京签订《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粤汉铁路、湖北省境内川汉铁路借款合同》,共一千万镑。5月22日,清廷命令四川湖南两省租股,一律停止。
  
  保路运动兴起
  
  清廷的铁路国有命令迅速激起反抗。5月10日,湖南咨议局分电有关省份咨议局,建议共同力争,取消“国有”政策。其后,长沙各界连日聚会抗议,声讨盛宣怀,声称如政府不同意商办,即闭市、停课、抗租。湖南巡抚杨文鼎出动军警持械巡查,迫使长沙抗议运动暂时沉寂。9月中旬,四川保路风潮扩大,湖南各界闻讯,再次奋起,出现罢市停课、抗粮拒税的局面。
  与长沙各界抗议运动同时,湖北、广东、四川人民也奋起斗争。其中,四川以“租股”为主,涉及广大农民,也侵犯了地主的利益,因此运动发展得尤为广泛、深入。5月16日,四川铁路公司董事局致电邮传部,要求“俯顺舆情”,维持商办成案。
  5月28日,举行临时股东预备会。同盟会员龙剑鸣等反对“国有”,立宪派邓孝可等要求政府退还路款,保住股本。会后,川汉铁路董事局要求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代奏,恳请清廷暂勿收路,缓刊停止租股的消息。
  5月31日,清廷下旨斥责王人文,同时指责咨议局及川路公司。次日,盛宣怀、端方联名致电王人文,声言公司已用款和现存之款,一律发给国家股票,概不还现。这样,立宪派要求退还路款的希望完全落空,加之邮局奉命拒发有关铁路问题的电报,舆论日见愤激。6月13日,四国借款合同传到成都,罗纶即加以签驳,联络2400余人向王人文请求代奏朝廷。邓孝可著《卖国邮传部!卖国奴盛宣怀!》,表明立宪派也难以压制胸中的愤怒之火了!
  保路同志会成立后,成都群众四天内要求入会者即超过10万人,各街道、行业纷纷成立保路同志分会。成都以外,重庆等地也陆续建立相同组织,总计 64个。
  8月1日,同志会选推派刘声元入京,会同已在北京的咨议局副议长萧湘,叩阍请愿。刘启程北上时,各界三万人冒雨送行,在悲壮的气氛中。刘慷慨表示:“若力争不能破约,誓不生还!”但刘抵达北京后不久,即被清廷强行押解回籍。
  
  绅商宣布不纳粮
  
  清廷为镇压保路运动,一面调有“屠户”之称的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为四川总督,赵尔丰抵达成都后,盛宣怀与端方合谋,委派川路驻宜昌总理李稷勋继续主管宜昌至秭归段工程。此前,李奉盛宣怀之命进京述职,被盛收买。他未经川路公司同意,以个人名义呈文邮传部,同意该部派员前往宜昌清理账目,表示今后去留各事,由邮传部裁夺。邮传部即命李继续总理该段工程,使用川路公路公司存款继续修筑。这一“呈”一“札”之间,宜昌至秭归段的路权就从民间转到了官方手里。
  消息传到成都,股东们于8月24日召开紧急会议,没有结果。下午,保路同志会召开大会,几万群众涌进会场,要求罢市、罢课、罢捐。会议还在进行中,街头的罢市业已开始。赵尔丰当即调派军队入城戒备,同时召集颜楷、张澜、罗纶、邓孝可等人商谈。股东会领导人决定用同志会名义刊发公启,要求“勿在街头群聚”,“不得打教堂”,“不得侮辱官府”,引导群众“文明争路”。同时,他们还用黄纸刊印光绪皇帝的神位,左右分别书写“庶政公诸舆论,川路仍归商办”各六字,分发各户张贴门前,早晚焚香礼拜;又在各街道中心扎搭“皇位台”,供奉光绪帝牌位,左右分别书写“文官下轿”、“武官下马”各四字。立宪派企图用这种形式将群众运动纳入轨道,同时,也为运动涂染合法色彩。
  在清廷内部,载泽、盛宣怀、端方等人主张镇压。盛宣怀一再致电赵尔丰,声称“要胁罢市、罢课即是乱党”,要赵仿照湖南等地办法,捕拿倡首人物。8月28日,端方参劾赵尔丰“抚驭无术”。8月30日,清廷通知赵尔丰,查款、收路不变,也不准备交资政院或咨议局讨论,同时警告赵:“倘或办理不善,以致别滋事端,定惟该督是问”。清廷的这种顽固态度激怒了立宪派。9月1日,股东会决定不纳正粮,不认捐输,不买卖田房,不认外债分厘,通告全国。
  
  成都血案与武装抗清
  
  9月7日,兵备道王棪谎报,乱民将在成都起事。赵尔丰便以议事为名邀集罗纶、邓孝可、张澜、蒲殿俊、颜楷前来总督衙门议事,一一加以捆缚,分别拘押。同时查封铁路公司、铁道学堂及保路报刊。人们闻讯,或手捧光绪帝牌位,或燃香顶礼,纷纷奔向总督衙门请愿。突然间,枪声大作,马队驰逐,当场被打死32人,伤者无数。9月8日,赵尔丰又派兵进攻城外的民团,谎称“匪党攻城,已被击退”。为了掩饰这次有预谋的屠杀,赵尔丰不仅于9月7日指使爪牙在督署衙门附近放火,企图诬陷群众,而且在事后诬指蒲殿俊、罗纶“借争路名目阴图不轨”,并且命人伪造信件,捏造“血书”、“盟单”等物,企图置蒲、罗等人于死地,群众因之更加激愤,纷纷武装反抗。
  中国同盟会会员长期在四川哥老会中活动。保路运动发生后,龙剑鸣、王天杰等人积极活动,聚集力量。1911年7月,重庆同盟会员朱之洪被推选为股东代表到成都开会,与龙剑鸣等密商,认为成都防范严密,不如在外县发动,于是分头出发。当时,川西哥老会首领、同盟会会员张达三、张捷先等都已作好起兵准备。同月,川西南哥老会首领侯宝斋以庆寿为名邀集九府哥老会代表集会,推秦载赓与侯宝斋分别主持东南两路的起义。8月4日(闰六月十日),各地哥老会首领与同盟会员龙剑鸣等在资中罗泉井开“攒堂大会”,决定组织同志军。9月7日,成都血案发生后,龙剑鸣等在大量木板上书写“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救自保”字样,投入江中,顺流而下,向各地报警,人称“水电报”。9月8日,秦载赓率所部同志军千余人赶到成都,进攻东门。接着,侯宝斋所部也在成都南郊清军与交战。七八天之内,各路同志军到达成都郊外者已达一二十万人。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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