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用“战友关系”取代平等
　　“1914年思想”的代表者拒绝西方的平等观念，认为它是搞平衡。他们认为西方的平等观念是“把人类集中到一个平均值”。这种“肤浅的平等”将通过一个新的、有机的平等观念取缔。他们认为军队的“战友关系(Kameradschaft)”中就体现了新的平等观念，德国陆军是社会的榜样，它完美地体现了德

意志美德，军队中“大家既学会听话又学会命令”。在战争中，“为祖国和为每个弟兄奉献”，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哲学家赫尔曼·科恩也表达了同样的想法，他称赞德国陆军系统的基本法《国防军法》，认为兵役通过让德国人成为“祖国的斗士实现了平等”。
　　自法国大革命以来，西方提倡的平等概念在德国并没有得到积极回应。1848年革命前资产阶级并没有把平等的选举权当作最重要的要求提出，19世纪末“平等”在德国仍被看作是所谓的群众时代的特征。一战爆发后，“战友关系”是“平等效劳”的同义词，即前线和后方都共同为祖国效劳，这是在不改变社会等级的情况下的同族(Volksgenossen)之间的合作。每个人都在自己岗位上发挥作用，共同的目标是祖国的兴旺。如果说“平等”听上去抽象、笼统，“战友关系”则代表“不平等之间的秩序”，是可以想象的、具体的。从自然的不平等出发，许多学者看到了社会秩序中自然秩序的体现，一切都是有机的联系在一起。他们认为，“战友关系”会保证内政的和谐，因为不平等的人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为整体的兴旺服务。
　　第三，用“民族的社会主义(Nationaler Sozialismus)”取代博爱
　　“1914年思想”的代表者认为西方的博爱是没有实质的、无效的，要用“真正的”博爱来取代这空洞的口号。他们提出“民族的社会主义(Nationaler Sozialismus)”，这个概念不仅仅是新的民族博爱的同义词，而且还代表经济秩序的具体改革。
　　虽然学者们对“社会主义”有不同理解，但总体上是希望扩大国家福利，增强民族凝聚力，通过有组织的经济活动来平衡经济差异。普兰格提出“真正社会主义的博爱”，他认为西方的竞争资本主义与作为共同体的“社会主义”是相对立的，“社会主义”是“德国自由”义务精神的体现。普兰格的口号是：“社会主义对抗个体主义”。泽贝尔格也“希望民族的社会主义能够克服利己主义带来的各种危险。”这就要有社会责任感，战争中的防卫共同体要发展成为战后的“民族共同体”。普兰格认为“城堡和平政策”是通向共同体的转折点，尤其战争经济是共同体和社会主义的体现。
　　科隆贸易学院教授莱奥波德·冯·魏泽(Leopold v，Wiese)强调，未来的“民族的社会主义”不仅仅是“国家中央集权的表现形式”，而且“很大程度上是对工人有利的经济原则”。很多文章中都提到要改善工人地位，工会和社会民主党作为集体组织得到赞扬，它们被认为是让大众遵守纪律的工具，从而被看作是社会融合机构。社会学家埃德加·杰非把“32人和消费者的工会与合作社(Genossenschaften)”与“企业主的卡特尔、辛迪加和托拉斯”相提并论。他主张在企业共决权方面改善劳资关系，工人今后应该直接与企业主进行讨论，并建立工人委员会、共同委员会和一个仲裁人机构来规定工人的利益。杰非主张工会拥有集体工资谈判自主权(Tarifautonomie)，并且设计出一个企业共决制度的基本方案。他相信，通过建立一个雇主和雇工代表组成的“职业议会(Berufsparlament)”不仅可以提高工会的影响，而且能够使“政治议会”摆脱阶级利益冲突。。他认为这样一个经济生活的新结构是朝“民族的社会主义经济形式”接近。
　　社会学家费迪南·滕尼斯等人理解的“社会主义”是平衡经济差异。滕尼斯认为帝国就是一个“总合作社”，与杰非一样，他也认为工会和合作社是制衡企业主的力量。在“集体利益大于个人利益”的口号下，他要求进行土地改革，实行企业国有化。。国民经济学家弗朗茨·欧本海默也要求土地改革，他认为操纵土地是造成社会贫困的主要原因。此外他还要求改善鳏夫、寡妇、孤儿、老人和失业者的保险救济立法。特罗尔奇认为战争时期的社会改革应该在战后也予以保留并扩大。新的国家应该是在军事、经济和社会方面都由中央组织的、有机组合在一起的民族统一体。
　　第四，以“领袖”代替“公务员”
　　与德国式自由和平等观一脉相承的是德国式的民主观。“1789年思想”把人民自我管理作为重点提出，而“1914年思想”的代表者则首先强调“强大领导层的必要性”或者最起码是“自我管理与领导集团”的结合。
　　“1914年思想”的代表者虽然认为议会是有必要的，但是不赋予它政治领导的中心地位。他们认为一个“有组织的国家”应该在政治层面让大众获得更广泛的参与，议会机构和自我管理机构应该向每个人提供参与的机会，但议会对他们来说不是最重要的决策组织，而是一个支持政府的代表会。杰非认为民主秩序不是“多数人的统治”，而是“能干者从各个层面自由晋升”。他反对通过职业公务员进行管理的政策，希望看到政策由“最优秀的脑袋”执行。与宪政主义者不同，普兰格认为应该由各行各业的专家，而不是由政治家来领导，这样才能够最好的为民族共同体服务。优秀的专家应该进入国家领导层，普兰格称之为“社会官员”，发挥“组织者”的作用。由他们组成的政府凌驾于政党之上，并服务于整体福利，政党在战争之后可以保留，但是他们必须抛弃一战爆发前与之紧密联系的阶级斗争思想。议会应该作为建议机构参与国家领导，在国家机关和专业机构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是“行动的领导人”，议会则是站在一旁的“合唱团”，自愿赞同领导人的决定。
　　学者们倡导把陆军金字塔式的组织结构以及领袖和追随者原则应用到社会。他们理想中的“领袖”并非指君主，而是大众中有领导才能并且能够获得大众支持的人。在“民族的社会主义”系统中首先要强化执行机关，整个社会的关键在于协调和组织，换言之，在于领导(Fahrung)。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