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申辩篇》，这个高尚的灵魂在被冠上莫虚有的罪名后非但没有马上作出有利于自己的辩护，而是捎带着神的圣谕，孜孜不倦地向来去匆匆的人们发送着理性的光环，即使到了临刑前,他依然拒绝了完全可行的逃跑方案,欣然接受了他一贯嘲弄、蔑视的民主制度判予的刑罚,最终以肉体的终结画上句号。
　　他是苏格拉底，这个以口舌为刀刃的思想者，死后躯体化作西方哲学从此无法逾越的高峰，同时他的死，给人类背上了沉重的问号,引发了二千多年来哲学史上持续而热烈的讨论。其中观点大致有三，其一是如苏式弟子强烈谴责雅典多数人的暴政；其二则是认为苏格拉底这个“老诡辩家”罪有应得[1]；其三，如黑格尔持折衷的观点,他认为雅典人对苏的控诉“是有充分根据的”,然而又说苏氏是一个“英雄”,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点”[2]。那么，笔者想在这纷扰的争论中，穿过时空的废墟，探寻苏格拉底的死亡给我们遗留了深深的疑问。
　　一、因教育而获罪
　　《申辩篇》一开篇，便表明了苏格拉底被控的罪状有二：慢神和蛊惑青年。法庭最终判苏格拉底有罪，并判处死刑[3]。
　　而罪名之一慢神，起诉书说仅提到苏格拉底没有遵从城市的习惯或法律，但是他没有具体指明苏格拉底信奉的信念是什么。不管是当时希腊神灵以及神庙都没有在法律中明文规定对思想的惩罚，如此看来，这条控告难以成立。
　　但是罪名之二我认为才是当时雅典政制下想置苏格拉底于死地的真正原因。那我们来看看原告如何义正言辞地控告他的：“苏格拉底是无事忙的为非作恶的人，凡地下天上的一切无不钻研，能强词夺理，还把这些伎俩传授他人。”[3]
　　首先，“无事忙”显得非常强词夺理，根据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称：“苏格拉底常出现在公共场所。”“他常作演讲，凡喜欢的人都可自由地听他。”[4]显然，苏格拉底乐于与人交谈，乐于传授知识于人，更乐于启发他人心智。
　　其次，它指责苏格拉底是个“为非作恶的人”，然而我们知道苏格拉底他是“一不收费授徒，二不设科讲授，三不巡游卖技，四不作学业上的保证。”[3]
　　最后，“凡地下天上的一切无不钻研，能强词夺理，还把这些伎俩传授他人。”这一点也是不成立的。其一，他是当时雅典唯一一个承认自己无知的人，同时他也要证明别人也是。正如色诺芬说“他时常就一些关于人类的问题作一些辩论，考究什么事是敬虔的，什么事是不敬虔的；什么是适当的，什么是不适当的；什么是正义的，什么是非正义的。什么是精神健全的，什么是精神不健全的；什么是坚忍，什么是懦怯；什么是国家，什么是政治家的风度；什么是统治人民的政府，以及善于统治人民的人应当具有什么品格；还有一些别的问题，他认为凡精通这些问题的人就是有价值配受尊重的人，至于那些不懂这些问题的人，可以正当地把他们看为并不比奴隶强多少。”[4]正是在这些问题上，苏格拉底总是通过不断追问，迫使那些谈论此类问题或从事此类事务的人承认自己“无知”。因此，苏格拉底不断开罪于人，遭人怀恨。其二，他人是自愿听从的。苏格拉底也是承认的，“有闲青年和富家子弟竟自动追随我”，而且用他的那种使人狼狈难堪的方法去考问别人。看来，尽管苏格拉底认为自己从不曾教人，也无所教人，但是他的教化哲学确确实实对他人产生了“启蒙”的影响，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他遭民主制度的痛恨。
　　二、因冲突而死亡
　　那么苏格拉底最后被赐死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在这方面，百家各持己见，有人认为他死于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冲突；有人认为他死于雅典的法制；有人认为他死于个人与城邦的冲突；但有人认为他死于哲学与政治的冲突，认为苏用死亡来为哲学作出了辩护，作出了最高尚的选择，这便是日渐为国内学界熟知的施特劳斯[5]所持的观点。
　　而笔者是更倾向于最后一种,因为我认为苏格拉底最本质的身份是一名哲学家，真正导致他不得不死的原因正是他所宣扬的哲学理念与当时雅典政制产生了难以调和的矛盾。
　　首先，苏格拉底的哲学，主张哲学王治国。在他看来，为什么治理国家和评判政治的好坏却不去请教具有专门政治知识的人,而去请教只具有制鞋、做马具等手艺的人,甚至并无任何专门知识可言的人呢？因此治理城邦需要一名具有精确深厚的知识和道德素养的哲学王才能胜任，其根本任务是培养好公民，以德教人，以德治人。于是，苏格拉底与我国的孔子一样，也把道德看做是政治的基础，认为匡正道德是振邦救国的根本。但与孔子不同的是，苏格拉底并没有停留在具体的操作办法上，而是上升到哲学高度，对人的本性作深刻的反思，涉及到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等方面的内容。苏格拉底运用他的教化哲学和道德原则去探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人生等问题，企图通过精神助产术启蒙雅典认识“善”，升华他们的精神世界，以克服社会的危机。
　　其次，我们来回顾下当时雅典的民主制度，民主不是万能不是最好，但是它只是不坏的一个制度，它也有犯错的时候，从《申辩篇》最后苏格拉底的遭遇可以看出民主也有演变成多数人暴政的可能，因为多数的人并不是都智慧的，多数人可能会被部分野心分子或者煽动分子的舆论所影响，因此苏格拉底批评民主的弊端不无道理。
　　最后，来谈谈二者的冲突，这里引用何怀宏的话说:“哲学，确切地说是苏格拉底反省的哲学与雅典的民主制度发生了冲突，这种冲突也意味着哲学与行动、彻底与妥协、完善与缺陷这样一系列的冲突。哲学要反省，就意味着它对任何东西都要检查，‘未经反省的人生不值得活’，同样，未经反省的政治也不是有价值的政治。政治往往需要一些紧急的行动以解决一些迫切的问题，哲学往往要求彻底和单纯，而政治却往往要求妥协和混合，哲学通常渴望‘至善’，而政治通常满足于‘不坏’，哲学总是要求完美，而政治总是包含缺陷。这也许是因为哲学是个人的事，而政治是众人的事，所谓众口难调，它就必须要有妥协，必然存在缺陷，尤其是一种小城邦的、没有什么距离的、直接的民主政治就更不容有多少个人的反省的空间。哲学作为一种智慧可能是人类最好的创造，而这种‘最好的创造’却可能成为‘好的创造’——政治的创造的敌人。再好的社会，再好的政治比起个人来可能还是不够好，达不到极其优秀的个人所能达到的高度。”[5]因此，可以看出苏格拉底是哲学的代言人，而雅典民主制度则是政治的最完美产物。因此，苏格拉底追求理想国，追求至善的生活，追求有智慧的人掌管国家事务；而雅典政治则追求现实的国度，追求各个人各司其职，追求法律超越人治来规定一切城邦事务。他们二者从出发点便左右分叉，在发展路途中更难以有交叉，因此矛盾不可调和，一触即发。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