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说，无论是晚清思想家的国家主义叙事，还是晚明的王阳明的所谓“路德式”转向（许纪霖语）和阳明后学（比如李贽）的自然主义人欲思潮，以及“五四”的“个性解放”与“进步/进化”的普遍化思潮，从根本的意义上都忽视了“社会”自主性的有效建构。尤其是百年多来的“革命现代性”，表面上获得了国家主权意义上的现代性建构，而生存结构性问题不是被松动了反而是进一步被板结化了。因此，邓正来的反思意义绝不仅仅在于对“民主先导论”所隐含的激进主义思潮的批判，更在于对“新威权主义”以及所谓“保守主义”思潮的有效颠覆。如果说千百年来我们的生存结构便是传统的“民生主义”与“威权主义”和现代的“民主先导论”与“新威权主义”的一体两面的话，那么，如何走出这个历史怪圈如何让我们的生存秩序更具有可欲性，而不是始终陷入“一治一乱”的无限循环之中？国家主义叙事显然无法走出这个怪圈，个人主义思潮也一样无法兑现社会有序转型的使命——换句话说，我们如何才能真正走上理性化的道路，或者毋宁说，我们究竟应该选择何种理性？
　　也便是在此意义上，我们才能得以真正领略到邓正来出于审时度势的思想风采，也才能完全领会到上述市民社会理论研究的知识范式与谱系梳理的深刻用心。我们应该清楚，所谓学问家未必可以成为思想家，而真正的思想家却一定是个出色的学问家。而思想家最重要的品格，便是有着足够的审时度势能力，然后又能有效地调动相应的知识谱系和脉络以推动研究范式的转型，并出色完成时代赋予他的神圣使命。我想邓正来的杰出就杰出在这里。这样，在整体秩序型构与推动转型的过程中，我们还能进一步认识到，邓正来为何始终就不是个社群主义者，同时也未必是个自由主义者——尽管他的“大师研究”选择的是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哈耶克的社会理论和法律哲学，但他对新自由主义所主导的全球化运动始终颇有微词（尽管哈耶克的自由主义理论未必就是新自由主义的理论“策源地”，但毕竟跟新自由主义经济和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并毫不犹豫地发动了一场全方位批判（此可参阅邓著《谁之全球化？何种法哲学？》）——准确说，他是一个始终全面开放着的互动主义者，他的社会理论和法哲学研究的选择在本土有着十分重要的规范性意义，在全球化和全球主义诉求中还有着十分深邃的互动价值。毋庸讳言，市民社会理论研究是邓正来致力于建构他批判的理性的奠基石，尤其是他对千百年来的生存结构性问题的彻底洞察之后，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其“转型”的努力和艰难呈现几乎是全方位的。首当其冲的是，秩序本身转型的无比艰难，且不说真的转型，就是松动一下恐怕都需要千钧之力。很多人批评邓正来的市民社会理论研究的原因，实际上便是出于对这个亘古不变的结构性生存秩序原理的真正转型缺乏信心（坦率地说这缺乏信心的人群中也曾包括笔者本人）。如前所述，晚明、晚清以及民国思想家都不自觉地努力过，事实上效果甚微，因为支撑着千百年来生存秩序原理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实在太过顽固和雄厚了。也许邓正来的杰出，还可以用邓氏喜欢引用的维特根斯坦一段名言来说明：“洞见或透识隐藏于深处的棘手问题是艰难的，因为如果只是把握这一棘手问题的表层，它就会维持原状，仍然得不到解决。因此，必须把它‘连根拔起’，使它彻底暴露出来；这就要求我们开始以一种新的方式思考……难以确立的正是这种新的思维方式。一旦新的思维方式得到确立，旧的问题就会消失……因为这些问题是与我们的表达方式相伴随的，一旦我们用一种新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旧的问题就会连同旧的语言外套一起被抛弃。”[13]
尽管面对本土现实未必敢如此乐观，亦即“旧的问题”并不像维特根斯坦所说的那么容易“连同旧的语言外套一起被抛弃”，但是必须承认，这确实是个极为有效的思考方法（同时也必须意识到还是个极为困难的方法），因为其还意味着一个十分庞杂巨大的知识工程：不仅要求全新的逻辑认知，而且需要寻找全新的逻辑起点，同时更必须重新建构逻辑传统和全新的知识范式。否则就绝对难以奏效。尤为难能可贵的是，邓正来的“连根拔起”不仅奏效，而且更是获得了知识转型和转向意义上的空前力度和说服力。毋宁说，邓氏的知识运作跟他的市民理论话语的问题化、理论化和再语境化一开始就勾连在了一起，而且错综复杂，《市民社会理论的研究》一书实际上是部论文集：从《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市民社会与国家——学理上的分野与两种架构》《台湾民间语式的研究》《中国发展研究的检视》《国家与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研究》《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到《市民社会与国家知识治理的重构》，以及若干“国家与社会”论题的相关评论等等，随着研究和思考以及运作的全面铺开，从而把相关题域和论题一步步拓深，并努力做出立体的论证亦即他自己所说的“首要意图便是对现实的批判并实现精神的整合”。
　　
　　二
　　
　　我们看到，知识增量和“再语境化”以及问题化是邓正来一开始就强烈表现出的知识品格。说到大陆与台湾论者均在“市民社会与国家”的框架下讨论问题时，邓氏指出：“正是这种问题的设定以及解读方式在某种意义上规定了他们的思维逻辑的起点，即他们都力图打破往昔的自上而下的精英式思维路向，在大陆表现为对‘新权威主义’及‘民主先导论’的精英式思路的批判进而主张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互动的观点；在台湾则表现为对传统自由主义的不动员性格的批判以及对传统左派阶级化约论的质疑进而力主以人民为基础的自下而上的抗争。可见，依据这一框架，得以为大陆论者对传统的思维路向以及大一统的经验做出有效的批判及对中国当下改革进程中社会日益获致其相对独立于国家的自主性的现象给出解释并导使人们洞识其对实现民主政治的结构性基础意义；得以被台湾论者用来统摄其他话语并为动员已有社会资源对威权政治结构进行自下而上的抗争而提供学理性根据。”[14]在这一点上，不仅仅是对台湾论者的辨析和批判的有效性，实则对中国当下的所谓公共领域的讨论都有警醒意义。尤其是“左右”的所谓公共领域，随时都存在有“底层抗争”的或导致“革命”或继续滑向“激进对决”的潜在危险。邓正来早就深刻地洞见到：“这一结构的调整过程中，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被认为是如何改造传统的政治结构和权威形态，使其在新的基础上重新获致合法性并转换成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政治核心。然而，正是这一挑战构成了中国现代化的两难困境。在学理上讲，上述转型过程的顺利进行，必须在一方面要避免立基于原有结构的政治权威在变革中过度流失，从而保证一定的社会秩序和政府动员能力；而在另一方面为了保证这种权威真正具有‘现代化导向’，就必须防止转型中的权威因其不具外部制约或社会失序而发生某种‘回归’。”[15]而事实上，时至今日中国大陆问题的焦点仍然是在这里，而整个社会转型的根本瓶颈亦即在这里。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