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反专制思想在古代中国颇有资源，尤其是儒家所创建的道统，对政统有一定意义上的制衡作用，至少君子儒们的独立人格还是可歌可泣，但儒者们终究没有出现像邓氏梳理过的古希腊、古罗马以及基督教（“该隐的归该隐，上帝的归上帝”）的直接推动了社会与国家在政治思想中的分化的思想脉络和渊源。如果我们永远没有“相对独立的社会生活领域”，制度的合理化就可能会无从着落，理论创新与制度创新可能也就成了一句空话。除了寄托新的威权（比如寄希望于“新任设计师”等），也几无别的出路。然而，一如许纪霖所指出：“古代中国的政治正当性是建立在关系基础上的，即是否可以建立一个天下归仁的礼治秩序？因而‘仁’和‘大同’成为最高的价值理想。从明代王学中开始萌芽的个体意识和明末的自然人性论到晚清通过西方思想的催化，发酵为个人、自由和权利的新的价值观。晚清的‘仁学’世界观中发展出‘自我’和‘自由’的价值，‘善’的观念演化为‘权利’的观念，‘个人’伴随着‘民族国家’的概念同时诞生。政治秩序是否正当，在于是否为每个国民提供个性的自由发展和个人权利的落实。于是立宪与否便成为正当性的重要标志，也是上述基本价值的制度性保障。”[43]也就是说，最后一代儒者在西学东渐了之后，毕竟已经开始有秩序转型的意识，然而，民国初年宪政的失败深深地刺痛了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从而对立宪政治丧失了基本的兴趣和信心。一如程春明和泮伟江先生所指出：“三权分立理论自被介绍到中国来之后，生不逢时。三权分立强调权力的制约与平衡，而对处于内外交困的中国来说，保持一个强大的，具有足够权威和动员能力的中央政府，却是必须的。三权分立制度演变得不好，制约和平衡往往蜕化为政客们各自把持一个部门，互不让步，仅仅有制约而没有平衡。这种闹剧事实上自三权分立制度开始在中国施行了之后，一再上演。另外，对于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来说，保持一个稳定的政治和经济环境是相当重要的，一旦开放国会，放开舆论，则民众容易在转型期的一些黑暗现象刺激之下，在激进知识分子的鼓动下情绪激动，从而演变成全国性的动乱。”[44]换句话说，所谓宪政民主也早已内在于我们的历史经验，只不过是出于特殊的历史原因，要不仅仅有制约而没有平衡，后来如所周知又反过来有平衡而没有制约——所谓“个性的自由发展和个人权利的落实”，终于成了“画上的烧饼”不充饥罢了。直到21世纪之后，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上了快车道，中国人的权利意识才开始真正全面觉醒，最典型的表现恐怕当推“拆迁/维权”了。让人遗憾的是，时至今日仍然没有起码的“基本价值的制度性保障”。换成通俗的说法则是：发展是硬道理，硬发展便没有道理。对权力的制约和制衡既是中国古代的经典问题，更是现代发展中重中之重的中国问题。因此，如何形成良性发展的互动结构性关系，无疑是现代中国和中国发展根本无法绕开的头等重要的结构性问题。
　　所谓规范论述和历史进程，既不可能“等同”也不可能同步，而是随着中国发展中的问题而发展。比如上述提及的一些论者的关于行业组织、个人—社会—国家“三分法模型”“善举与权利”、从身份交易到契约交易、业委会及业主维权的“自主性国家—结构—能动”分析、“小产权房”问题乃至“公民社会”的发育等等研究，其实均是中国经济发展、政治发展和文化发展中的突出问题，更是转型中国中的带有根本性意义的问题。坦率地说，形成邓氏所主张那样的实体社会中国确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作为解释模式的市民社会理论研究范式确实已经在生效，尽管非常艰难而缓慢。别的暂且不论，光是从身份交易到契约交易，就呈现出了一个极其艰难而复杂的过程，而这跟市场经济本身的运作和非良性循环本身有着极大关系。所谓“国富民穷”以及“国进民退”等，就可能是典型表征。借用任剑涛先生的说法：“可以说‘中国奇迹’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主义的纯粹论证，进行了跨越边界的结构性重组，从而使两种主义的经典论证遭遇到了跨越主义论争的中国经济实践的强有力挑战。社会主义的政府愿意为经济计算腾挪出空间，从而让国家权力与市场领域疏离，使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社会主义的分配方式巧妙地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的预言似乎突破了米塞斯的断言，成为不经政治宣告的‘中国奇迹’的基本精神……无论是政府—市场、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对局，就其经典类型划分而言，本来是一种不可能黏在一起的组合。但中国在改革的进程中却奇迹般地将之结合起来，这是此前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实践中未曾成功做到的事情，谓之‘奇迹’，实至名归。而这一组合依循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经典表达，只能命名为‘市场列宁主义’，这构成解释‘中国奇迹’的政治经济学门径……总而言之，市场列宁主义的政治先导性具有绝对性的特征。这正是‘中国奇迹’不能简单地被看作市场经济的奇迹，而首先应当被解读为政治奇迹的原因；也是市场列宁主义借助市场稳定社会主义制度，而不会自我颠覆的根基所在。”[45]然而，任剑涛先生并没有迷惑于“中国奇迹”的表相而认为米塞斯的预言已经破产，恰恰相反，他通过较为深入的“印证趋同，或是创新制度”（尤其是崔之元的所谓制度创新）的讨论，最后指出：“缺乏政治上‘同意的计算’，经济生活中成本效益的计算就缺乏政治支持；缺乏经济生活的普遍计算，政治生活中的计算也就没有生活习性的支撑，甚至根本产生不了政治计算的需求。这也就是市场经济与政治民主相伴始终的原因。而中国近三十年的发展证明了中国不可能进入政治上‘同意的计算’，相应也就限定了中国经济计算的政治空间。换言之，这既注定了一个缺少政治计算支持的经济计算，只能是残缺不全的计算，因此根本就说不上是严格的计算；也注定了经济计算在遭遇政治需要的时候计算的必然中止……‘市场巨无霸’与‘政治巨无霸’的博弈关系的出现，既显示了国有民营的大型垄断企业实行经济计算的困难，也显示了国家权力体系与市场组织之间难以化解的矛盾。而由于集体所有制企业和个体所有制企业（民营企业）在中国获得的经济资源十分有限，其经济计算更不足以促使集体经济进入财产所有权明晰状态下的计算局面。”[46]在“市场列宁主义”的主导下，“市场巨无霸”与“政治巨无霸”的博弈局面，让“社会”很难甚或不可能外在于“国家”，人们就很难有真正的“社会契约”这个关键性的“中轴”的存在，独立的社会生活领域亦即市民社会其实也就缺乏了基本的存在基础。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