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在当年，确乎所向披靡，占尽种种正确。而以南京高等师范为核心的“学衡派”同人，尚存传统文化脉息，不惮保守之讥，与北大一派激进主义文化立场俨然对峙，不就范于新文学运动的话语霸权。
　　察吴宓1961年8月30、31日的日记，对陈寅恪的倔骜不屈，感叹如下：“（他）始终不入民主党派，不参加政治学习……不经过思想改造，不作颂圣诗，不作白话文，不写简体字，而能自由研究，随意研究，纵有攻诋之者，莫能撼动。”[56]这段话写在新文化运动假政治势力全面得胜之后，原本一场书生论战，早经变质为单方面的改造、肃清，吴宓所言已非仅感佩之意，而是无比的沉痛了。章士钊（1881-1973），字行严，湖南长沙人，曾主编《苏报》，因鼓吹革命而入狱，1905年留学日本，1908年赴英攻读政法与逻辑，1911年归国后任总统府顾问、参议员，1914年因反对袁世凯流亡日本，创办《甲寅杂志》，1916年回国后主编《甲寅月刊》，1918年任北京大学教授，讲授逻辑，1924年出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兼任教育总长。1907年出版的《中等国文典》是《马氏文通》之后最早的语法著作之一，以古代汉语为研究对象，专讲词法。陈望道认为，在早期的几部语法书中，此书“最能说得清浅宜人，读起来几乎有点文学风趣”。章士钊是古文作家，于唐宋八家中，独称柳宗元，有《柳文指要》传世。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新文学”目下，将章士钊与严复作为“逻辑文”的代表，有所详述。胡适与章士钊的合影，各有题诗，行严先生写“白话诗”，适之先生则赋“旧体诗”，彼此反串对应[57]。1925年，《甲寅》以周刊复刊，鼓吹复古，反对白话文，明确宣布“文字力求雅洁，白话恕不刊布”[58]。
　　白话文运动之为“运动”，在章士钊看来“必且期望大众澈悟，全体参加可知。独至文化为物，其精英乃为最少数人之所独擅，而非土民众庶之所共喻”“下里巴人，为其帜志，乃无疑义，信如斯也。凡为文化运动，非以不文化者为其前矛，将无所启足。今之贤豪长者，图开文运，披沙拣金，百无所择。而惟白话文学是揭，如饮狂泉，举国若一”[59]。从反对派的言论，颇能够窥知当时新文学运动的乖张与戾气，只是其后果，是要到后面几代人才有可体味了。
　　常乃惪认为，培植新文化运动种子的人既不是陈独秀也不是胡适而是章士钊：“章士钊虽然也并不知道新文化运动是甚么，但他无意间却替后来的运动预备下几个基础。他所预备的第一是理想的鼓吹，第二是逻辑式的文章，第三是注意文学小说，第四是正确的翻译，第五是通信式的讨论。这五点——除了第二点后来的新文化运动尚未充分注意外——其余都是由《甲寅》引伸其绪而到《新青年》出版以后才发挥光大的，我们认《甲寅》为新文化运动的鼻祖，并不算过甚之辞。”[60]历史评价，有些需要时间的长距离，有些则须依据史料，查看历史主角的同代人，尤其是反派的评说，才可获取信实的语境。我们尽可不信《甲寅》的功绩，但不可不知在《新青年》与《新潮》之外，同时尚有《学衡》与《甲寅》。
　　
　　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在文化上以《向导周报》、上海《民国日报》等为阵地，共同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
　　
　　1917年苏联十月革命成功后，孙中山致电道：“中国革命党对贵国革命党所进行的艰苦斗争，表示十分钦佩，并愿中俄两党共同团结奋斗。”示好之后，并没有马上行动，双方都在观望。直至1923年，孙中山与苏俄驻华全权代表越飞秘密会谈后发表宣言，为联俄政策之出笼。同年召开的共产党三大，确定了与国民党合作的方针。在共产国际和共产党的协助下，孙中山改组了国民党，于1924年1月，在广州举行了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陈独秀、毛泽东、瞿秋白等九名共产党员被选为中央委员，是谓第一次国共合作。
　　国民党的前身，是孙中山1905年创立的同盟会，往前追溯，则是1894年创立的兴中会，“三民主义”纲领，十次武装起义，辛亥革命后，曾经短时间掌握政权，影响大、势力广，共产党明确承认它在国民革命中的主导地位。国民党严重的缺点，在于单纯依赖军事的思想，共产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3年6月），明确指出国民党的错误观念，“集中全力于军事行动，忽视了对于民众的宣传。因此，中国国民党不但要失去政治上领袖的地位，而且一个国民革命党不得全国民众的同情，是永远不能单靠军事行动可以成功的”[61]。这话说的坦率，早期的共产党人，以无私无畏的气概，把自己的独得之秘与朋党分享，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共产党人身体力行帮助国民党进行宣传，毛泽东本人做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代理部长，主编过一份《政治周报》，汪精卫曾经很赏识毛泽东的才华。
　　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皆擅写文章，重视宣传。陈独秀是《新青年》的创办人和主编、文学革命的倡导者和核心人物，不仅著作等身，且《独秀文存》风靡一时，影响深远。李大钊也是《新青年》的核心成员之一，北大任教期间编有《唯物史观》《史学思想史》等讲义，出版《平民主义》《史学要论》等专著，1927年被害时年仅三十八岁。瞿秋白的杂文，有鲁迅之风，八篇被收录进《鲁迅全集》，其译著《海上述林》系鲁迅亲手编定，在福建就义时年仅三十五岁，身后留有百万字著述。共产党早期的影响大，与这些卓异之才大有作为密不可分。
　　
　　在这种形势下，鲁迅先后发表了《估学衡》（1922）、《答KS君》（1925）、《再来一次》（1926）等文章，大抵采取“以毒攻毒”的方法，用古书做法宝，证明鼓吹文言的“学衡”派和“甲寅”派实际自己也做不通古文，错用典故；白涤洲（1900-1934）、唐钺（1891-1986）也在《雅洁与恶滥》（1925）《告恐怖白话的人们》（1925）等文中给以批驳，这才把那批反对派打退了。
　　
　　国共之间暂时的联合，似乎体现了同为革命党的进步性，他们共同的敌人在政治上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文化上表现为文言文的复辟倾向。文言文与封建主义之间的联系仿佛与生俱来，勿需论证，但这却离事实很远。中华民国《大总统令内务部晓示人民一律剪辫文》《大总统令内务部通饬各省劝禁缠足文》是以文言写成，丝毫不影响它的反封建性。“学衡”派和“甲寅”派与白话文倡导者的分歧，实际上源于思想认识和文化追求上的差异，今天看来，他们也是广义的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以保守的立场批评激进主义，属于新文化内部的斗争。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