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1月，《新青年》实现自己的主张，全部改用白话文。5月，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狂人日记》，标志着白话文运动在文艺方面首先突破，显示实绩。
　　
　　鲁迅写的第一篇小说并非《狂人日记》，而是文言体的短篇《怀旧》，发表于1913年4月25日上海出版的《小说月报》第4卷第1号，署名周逴。此文在鲁迅生前出版的个人文集中，从未收录，1938年《鲁迅全集》出版时由许广平编入《集外集拾遗》。鲁迅出版翻译小说更早一些，以文言翻译的《域外小说集》出版于1909年，至1922年出版《现代小说译丛》第一集时，已是白话翻译了。
　　《狂人日记》导言虽为文言，但被公认是中国的第一部白话小说。汉学家顾彬认为：“它的现代性不仅体现在采用了从西方引进的日记体，而且也体现在13篇日记之间紧密的秩序结构，在互为衔接的情节和解释的层面上，这种现代性扬弃了在传统中国小说中占主导地位的简单的事件串连。其根本性的、不容低估的影响，则是对旧中国及其意识形态基础——儒学——的新视角。”[38]至1921年8月止，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小说、新诗、杂文、译文等五十余篇，奠定了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实践白话文创作的领先地位。毛泽东发表在《新青年》唯一的文章是以文言写的《体育之研究》，署名“二十八画生”，这个像谜语一样的名字，在后来的岁月里逐渐露出谜底，不仅改变了中国社会，也极大地改变了白话文的走向。
　　
　　年底，李大钊（1889-1927）、陈独秀创办白话周刊《每周评论》，北京大学学生傅斯年（1896-1950）、罗家伦（1897-1967）等创办白话月刊《新潮》。
　　
　　报纸形式的周刊《每周评论》为《新青年》同人所创办。年轻一代迅即在《新青年》的影响下渐次成长，时代的风向，已大为不同。在北京大学学生组织“新潮社”编辑出版的《新潮》月刊创刊号上，罗家伦与傅斯年分别发表《今日之世界新潮》《社会革命——俄国式的革命》，显示出不同于上一代人的追求。白话文运动在向前推进，傅斯年的名文《怎样做白话文？》、鲁迅的小说《明天》和翻译的尼采《察拉图斯忒拉的序言》（译文），也首次发表在这里。该刊创于1922年3月，出至3卷2号停刊，胡适说：“我必须再补充一句，这份《新潮》月刊表现得甚为特殊，编写皆佳。互比之下，我们教授们所办的《新青年》的编排和内容，实在相形见绌。”[39]自“五四”事起，文化激进主义很快进入竞赛的状态：这“相形见绌”一句，现在看来，不过是《新潮》一代比《新青年》的激进姿态，走得更远罢。《新潮》月刊，英文名The Renaissance，中文意即“文艺复兴”，两名不符，其英文含义始终处于中文刊名的遮蔽之中。陈平原认为：“如果排列欧洲思想运动对中国人的深刻影响，晚清崇拜的是法国大革命，五四摹仿的是启蒙运动；至于文艺复兴，始终没有形成热潮。”[40]李长之1942年出版《迎中国的文艺复兴》一书，认为：“五四并不够，它只是启蒙。那是太清浅，太低级的理智，太移植，太没有深度，太没有远景，而且和民族的根本精神太漠然了！我们所希望的不是如此，将来的事实也不会如此。在一个民族的政治上的压迫解除了以后，难道文化上不能蓬勃、深入、自主，和从前的光荣相衔接吗？”[41]然而，这文艺复兴不虚的征兆和对于它热切的期待，终于没有变为现实。
　　
　　不久，鲁迅指出，白话文应该是“四万万中国人嘴里发出来的声音”（《杂感录五十七·现在的屠杀者》），这就把白话文放在现代中国人口语的基础上。
　　
　　顾彬称鲁迅的杂感录为“格言”：“在我看来，‘格言’这个词最贴切地表达了它与跳跃性文体的联系，同时兼具了讽刺和尖锐和哲学的深度。”[42]问题是，口语能作为白话文的基础么？在白话/文言的二元对立模式中，又引入了语言/文字这一对应关系，而口语和白话文之间的天然联系，至少在汉语当中，使人经常忽视两者之间的差别——口头语/书面语，但说和写毕竟是两件事，而且是差别很大的两件事。写出来的“对话”和说出来的“文章”，把这种差别弄得更为复杂了。
　　梁实秋的看法是，“晚近的白话文学运动是划时代的大事，在文学发展上是顺理成章的向前一大步迈进，这是无人可以否认的，但是白话文学仍是通过文字才得表现，文学作品无法越过文字的媒介而直接的和语言接触。现代的白话文实际上是较浅近的文言文，较合逻辑的浅近文言文”[43]。此说实为冷静而理性的分析。口语固然是书面语的资源之一，但直接记录口语的文学，并非即是好的文学。汉语不同于西方语言的显要特性在于文字对语言的制约，这也是汉语“字本位”理论的要义。瞿秋白说：“汉字不是表音符号……汉字存在一天，中国的文字就一天不能和言语一致。”“总而言之，要写真正的白话文，要能够建立真正的现代中国文，就一定要废除汉字，就一定要废除汉字采用罗马字母。”[44]今日回看这类推论，五四运动的激进态度仅在文字一项，即如此果敢而激烈，“改良”面对“革命”，已没有商量的余地了。不做“现在的屠杀者”，便只能做“过去的屠杀者”“与其……不如……”的句式，革命的逻辑咄咄逼人，连鲁迅先生也被卷入到这必然性的洪流中去了。
　　
　　白话文运动的各种口号提出以后，遭到一些支持文言文的学者的猛烈攻击。如古文家林纾（1852-1924）攻击白话文为“引车卖浆者言”，南京东南大学教师胡先驌（1894-1968）认为白话文“随时变迁”，后人看不懂，等等。当时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1868-1940）等据理驳斥，引起一场白话文和文言文的论战。
　　
　　这是一场口号的论争。其中包括“白话文为正宗”，胡适的“八不主义”，陈独秀的“三大主义”，钱玄同的废除汉文式的“彻底解决”等，虽则刺目，但即便学界的反响也有限，不然刘半农和钱玄同何必出演“双簧”，彼此扮作正方与反派，表演论战引人注目？林纾的发难体现在《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致蔡鹤卿太史书》和文言小说《荆生》中。《消长》一文，于唐以降的文脉流变，颇多心得，不乏真知灼见，但通篇并没有攻讦白话，写到自己与白话的关系云：“忆庚子客杭州林万里汪叔明创为白话日报，余为作白话道情，颇风行一时。”“今官文书及往来函札，何尝尽用古文，一读古文，则人人瞠目，此古文一道，已厉消烬灭之秋，何必再用革除之力。”可见林纾哀叹文言之没落，似在白话提倡之先。其结尾曰：“今使尽以白话道之，吾恐浙江安徽之白话，固不如直隶之佳也。实则此种教法，万无能成之理，吾辈已老，不能为正其非，悠悠百年，自有能辨之者。请诸君拭目俟之。”时林纾六十六岁，作为古文大家，深受吴汝伦推崇，自诩“六百年中，震川（归有光）外无一人敢当我者”（《林畏庐先生手札》）。林译小说，多至百八十余种。《致蔡鹤卿太史书》云：“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不类闽广人为无文法之啁啾，据此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45]“总之，非读破万卷，不能为古文，亦并不能为白话。”相对于口号式的论争，倘若不带历史的宿见而再读五四反派的这些话，倒是比较言之有物、言之成理。 在文白论战中，白话文的拥护者使的是白话，反对者用的是文言。今朝双方论文即便全部公开出版，两相对照，读者已不能读懂文言，纵有公平之意，也未免偏听偏信——言语作为权力而行使“统治”的公案，莫此为甚。以文言文反驳白话的文人，不论主张为何，在获取公听与说服读者的环节上，初始即处于劣势。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