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是1922年为纪念《申报》五十年，胡适写就长文《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论及近五六年的文学革命运动，说“《学衡》的议论，大概是反对文学革命的尾声了”。他总结道：“我可以大胆说，文学革命已过了讨论的时期，反对党已经破产了。从此以后，完全是新文学的创造时期。”[64]
　　第三个标志，1934-1935年的大众语论战中，批评者视白话文为“新文言”。
　　第四个标志，1935年上海良友公司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十卷本，系统总结了1917-1927年十年的文学成绩。
　　第五个标志，1935年12月蔡元培、鲁迅等六百八十八人签名的《我们对于新文字的意见》发表。后异族入侵，抗战爆发，使新文字的实行被打断。
　　第六个标志，《人民日报》1951年6月6日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发表，号召“建立正确地运用语言的严肃的文风”，指明：“我国现代语言是比古代语言更为严密，更富于表现力了。毛泽东同志和鲁迅先生，是使用这种活泼、丰富、优美的语言的模范。在他们的著作中，表现了我国现代语言的最熟练最精确的用法，并给了我们在语言方面许多重要的指示。我们应当努力学习毛泽东同志和鲁迅先生，继续发扬我国语言的光辉传统。”
　　第七个标志，1954年12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成立（撤消原来的研究会），作为国务院直属的二十个业务部门之一，从研究机构变成了职能部门。这意味着汉字的拼音化进程启动。推广普通话，用汉语拼音为汉字注音，以及简化汉字，都是其阶段性成果，为拼音化而进行的准备。
　　
　　它的成就首先表现在白话文理论的建设上。
　　
　　所谓“理论的建设”，沿袭的乃是十卷本《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卷《建设理论集》的说法。胡适发起的白话文运动，有没有理论支柱？如果有，是什么？以时下的眼光看，第一是语言学上的进化论观念，认为方块字落后，拼音文字先进，以言文一致为大目标；第二，以欧美的价值为普世价值，认为中国文化落后，西化唯恐不甚；第三，以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各民族语言从拉丁文中独立出来自行发展比附汉语白话之脱离文言，盲目效仿。不论当时的倡导者自觉与否，从眼界到行动，皆笼罩在这样三种势力当中而不得脱。
　　胡适曾经说他们的纲领乃是“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十个字，这又意味着什么呢？1952年12月8日胡适在台北中国文艺协会座谈会上专有所答：“所谓国语，不是以教育部也不是以国音筹备会所规定的作标准，而是要文学家放胆的用国语做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自然有文学的国语。后来的文艺都是朝这个方向走的。”[65]就是说，新文学诞生之初，已经被赋予了国家主义的使命，民族国家之建立，需要国语，被认为没有这样的国语，需要文学家们赶快把这国语创造出来。在数千年的汉文写作史上，从未有过如此的要求。
　　胡适1918年刊发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一文，对于这种国家主义和工具主义理念，有清晰的表述：“要在三五十年内替中国创造出一派新中国的活文学”“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才可算得真正国语。国语没有文学，便没有生命，便没有价值，便不能成立，便不能发达。这是我这一篇文字的大旨。”[66]就此意义，鲁迅也承认自己是这一“大旨”中的一员，明示“听将令”之愿，甚至不惜“曲笔”而为。《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胡适的主张一致：白话文运动，文学革命，创造新文学，是为国家利益服务，民族利益高于一切。以一位军事家的直率，毛泽东宣布文艺是一条战线，贯彻战略全局的意图，服从大局的需要。
胡适后来力图把白话文运动放在所谓“中国的文艺复兴”这一框架内予以理解并重新定义，包括研究当前的实际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这样一个密切联系的四个方面。一切与国家主义走向不一致的主张，将遭到无情的淘汰，这已经成为白话文运动的一项铁律。
　　
　　①关于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的学说。这学说的框架有三条：a.白话为文学之正宗。为打倒文言文的正统提供了历史的根据。b.用白话作各种文章。让白话文成为通用的书面语，为白话文的推行提出了奋斗的目标。c.白话文以现代中国人的口语为源泉。为白话文的建设指出了正确的方向。
　　
　　书面语之有文言与白话，经已千年，彼此消长的趋势，白话会越来越重要，这是自然而然的过程，本不必人为干预的。清初，金圣叹把《水浒》《西厢》与《史记》“杜诗”并列齐观，同视为“天下才子书”。成熟的白话小说《红楼梦》在乾隆五十六年（1791）面世，风靡一时，所谓“开谈不说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然”。这些旨在显示白话语言广被阅读深获人心的韧性与气度。
　　某一文体或书写风格获得“合法性”，必由漫长的濡染化育，端赖一部部作品持续影响、长期积累的自然过程。直到晚清，白话与文言依然处于良性并存、良性互补、良性交融与渗透中，絮絮绵绵，如缕不绝，期以俘获读者之心，没有革命，不求速成，更不见权力的烟火。
　　胡适在1918年4月15日所写的《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的附识说：“凡事有个进行的次序。我以为中国将来应有拼音的文字。但是文言中单音太多，决不能变成拼音文字。所以必须先用白话文字来代替文言的文字；然后把白话的文字变成拼音的文字。”[67]这段话透露了白话文运动的底细，用白话代替文言的目的，乃是为了拼音化的方便实行。如此说来，站在汉字和汉文的立场上看，白话文运动与其说是建设，不如说是破坏。以破坏为目的，才会把破坏的达成当作自己的成就，所以，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不管自己的白话文作得好坏，我们一直是以消灭了文言文感到自豪的。美中不足的是，汉字还没有被代替。
　　这是什么历史根据呢？
　　全盘西化如此迅速就走到了最后一个环节——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章太炎在1908年作《驳中国改用万国新语说》时，面对的不过是几个无政府主义者的奇思异想，四十年之后，却成为一项国家政策。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